悲剧的东莞——历经万千劫难，死于新冠风控
老蛮
东莞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东莞这个地名的由来源于三国时期在南海郡以东新设一郡，命名为东莞郡，到唐朝的时候正式更名为东莞县并存续至今。红色中国建政之后东莞县一穷二白属于没人疼爱的孩子，在几个地区之间被踢皮球，他先归惠阳地区管，然后归广州管，接下来被佛山地区管过一段时间然后又被踢给惠阳，在这段时间东莞县被头顶的多层级权力架构死死的压住没有得到任何发展，算是广东省内最穷的县，并且东莞也没有任何的历史性的产业积累，在地形上它一半是山岭一半是冲积盆地也就是水乡地貌，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水网密布，只要雨水稍大就会有内涝，对于台风更是没有丝毫的抵御能力，因此东莞人民连种田都不好种，游过海湾逃到香港去谋生是当时的东莞人民摆脱饥饿的唯一机会。
一直到1988年初，东莞升级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管辖，从这一刻开始东莞终于解开了桎梏开始了经济腾飞，东莞给自己找到的路就是大规模的引入港商和台商，开启“三来一补”产业。此时的东莞已经穷了太多年，在发展经济方面东莞从官方到民间，127万东莞人的心态都是极端迫切不择手段，只要能促进经济发展什么事他都敢干。东莞与香港之间隔了一个深圳，也没有深圳特区所享有的各种优惠政策，要想大规模的吸引港商和台商东莞唯有独辟蹊径。于是东莞开始大规模的发展“夜间经济”“享乐经济”也就是色情产业，同时东莞上下齐心拼尽全力的保护外商享乐的安全性，对于来自夜间经济的报警无论是喝醉了打群架还是聚众吸毒，东莞官方一律不受理，外商们玩嗨了半夜出去飙车东莞警方甚至会开着警车封路，让他们尽情的玩。
这种毫无底线的经济发展策略确实给东莞经济带来了猛烈的增长，港商和台商蜂拥而至，在短短的十余年内就将东莞从一个纯粹的农业城市变成了工业城市。体现在数据上，根据东莞统计年鉴的数据，1990年实际投产的外资企业是454家，到2,000年上升到3,908家，这些企业几乎横跨了所有的制造业领域，具体到产能上，比如传统的服装行业，1990年东莞的产量只有1835万件，到2,000年已经暴增到了8.56亿件；再比如东莞最具代表性的电子产业，1990年东莞电子元器件产量是2.05亿只，到2,000年暴增到103.95亿只；在常住人口方面，1990年东莞只有176万人，到2,000年已经暴增到了645万，就这种量级的增长都已经无法用倍数来衡量了。我这里还可以给出另外一组非常有趣的数据，东莞三星级以上酒店的房间数，1990年只有3,793间，到2,000年就上升到了18,024间，用了短短10余年时间就从农业化跨入了工业化时代，也意味着东莞人民迅速富裕了起来。1985年，东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91元，显著低于当时广东全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954元，到1995年，东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588元，已经显著超过当时全省的平均水平7,438元，高出了28.9%。再到2,000年，东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到14,142元，而广东全省的平均水平也就是9,761元，东莞高出了44.9%。注意这里的统计只是纸面上的工资收入并不包括东莞居民普遍都能拿到的灰色收入以及房租收入等等，如果算上这些东莞市民的真实收入至少还要翻两番。2001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开启了黄金十年，东莞经济也迎来了一段平稳上升期，2,000年东莞以488亿的GDP排在全国所有城市的第23位，到2006年东莞以2,623亿的GDP排在了第15位，这也是它的最高排名。
接下来就是东莞经济的痛苦转型时刻，在这个时候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的显著提升，传统的“三来一补”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港资工业企业长期以来满足于最低端的来料加工，没有创造出自己的品牌也不愿意向上下游拓展产业链，严重缺乏完整的生产能力，这就导致了港企的市场竞争力非常弱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极差。2007年中全球金融风暴突然发作并一直肆虐到2009年初，对中国的制造行业造成了一次猛烈的冲击，东莞以外资为主的“三来一补”行业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体现在数据上，2006年底东莞的外资企业有10,271家，到2009年底只剩下了5,141家，大量利润微薄的外资企业就此关门结业。2006年以前东莞制造业包括了几乎全部的产品门类，生产80多种工业产品，到2009年之后就逐渐收窄到18个主要的产品门类，小型家电、日用陶瓷、机械装备等产业逐渐在东莞消失，并且更麻烦的是2008年以后全球的台式电脑逐渐被笔记本电脑取代，而东莞的电子产业主要集中在台式电脑的各类配件，这就造成了东莞最强大的电子产业也逐渐被边缘化，跟不上时代的变迁，因此，这段时间在当时的东莞人民看来堪称是经济最为灰暗的时刻。
2008年5月，东莞政府开始启动艰难的经济转型。他的主要措施有两条，第一，市政府向镇政府放权，将经济相关事务大部分都下放到镇政府，让他们直接与企业对接推动企业进行产业转型。注意，各位看过前面佛山篇的同学再次看到“放权”这个词应该会觉得非常眼熟，在时间上也大致吻合，因此我在这里必须做出解释，东莞版本的强镇放权与佛山版的权力下放完全不是一码事，佛山对外资企业没有依赖也没搞过“三来一补”，它的镇域经济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佛山版的权力下放本质上是市区两级政府的懒政，它将所有权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下放给镇街政府，市区两级政府完全变成了摆设，连必须的监管权都不要了。而东莞完全不同，东莞市市管镇的行政架构没有区一级，因此东莞版本的强镇措施是赋予28个镇政府以区县一级的管理权限，而市政府依然保留了终审权和必须的监管权，因此东莞市政府依然可以推动统一的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和协调工作，这就有效的避免了东莞的28个镇之间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举例来说，丧失监管的佛山各镇全都争着抢着建商业MALL，仅仅到2020年佛山的商业MALL总量就达到了152个，总面积达到831万平米，而东莞市在相对严厉的管控之下到2020年商业贸只有23个，总面积只有117万平米。
东莞的第二条经济转型措施就是财政直接出钱，推动企业建立自由品牌摆脱简单的“三来一补”经济，光2009年东莞财政就补贴了各大制造企业整整50个亿，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莞知名制造品牌企业在当时全都拿到过东莞政府的补贴，无一例外。
各位看到这里必须清晰的意识到一件事，一直以来东莞政府的治理思路都是工业为王，这句话写在了东莞政府每一年的工作报告里。“强化工业主导地位”是东莞历届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2010年以后房地产热潮逐渐席卷全国，佛山这样的传统工业城市更是彻底抛弃了传统将自己变成了全国最大的住宅小区，但是东莞政府不为所动它依然坚守着制造业信奉工业为王，城市经济不好，“三来一补”企业纷纷破产倒闭，那就推动制造企业升级推动他们打造出自主品牌，政府省吃俭用也要拿出钱来扶持企业发展，东莞的地方官员连想都没想过要靠房地产挣钱。到2015年东莞终于成功完成了产业转型，原来东莞的支柱产业是台式电脑的配件生产，这种产业当然过时了，但是东莞并没有跟风转型为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基地，它更进一步转型成为了智能手机的整机生产基地，而手机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核心产品，整个人类社会现在几乎都围绕着手机生活，谁控制了手机谁就控制了未来。2015年，东莞的手机产量达到2.36亿台，仅次于深圳的3.70亿台，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二，并且在2017年之后由于深圳房地产市场进入了疯狂状态，企业的经营成本猛烈上升，所有的制造企业都被迫将产能迁出深圳，其中深圳的手机制造厂大部分的产能都转移到了东莞，于是东莞逐步发展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手机生产地。2019年，东莞的手机产量达到4.06亿台，主要品牌包括OPPO 、VIVO和华为，占全国总产量的比值达到23.9%，而深圳的手机产量在2019年下降到了2.25亿台，已经无法与东莞相提并论。
就在这样痛苦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东莞一步步的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企业，对于港商和台商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因此它终于可以摆脱曾经的色情都市的名号。
2014年2月，东莞政府启动了一场全面的扫黄行动，在一周以内东莞全市的色情场所被一扫而空，其中最著名的色情场所太子酒店，其老板梁耀辉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宗判决可以作为东莞彻底洗白自己的标志性事件。
说到这里我必须要讲述东莞的另一个突出特征了，东莞是全国户籍人口占比最低的城市，这里就看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吧，东莞常住人口1,047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51万，户籍人口占比只有24%。这种比例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事实上东莞户籍的获取难度非常低，入籍东莞不需要买房也不看学历或者职称，虽然东莞也有所谓积分入户的规定，但是只要在东莞打工有一份正当职业分数就肯定合格，就肯定能拿东莞户口，东莞政府为了吸引企业和打工人留下来想尽了所有的招数，然而他始终都无法如愿。事实上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聚集在东莞的企业和打工人全都抱着暂住的心态，他们在骨子里并不愿意将人生与东莞相捆绑，东莞看起来只是他们人生临时停靠的中间站点而已，只要条件稍有恶化他们就会弃东莞而去，这是东莞经济最大的缺陷，它也将会因此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在完成经济转型之后东莞遇到的第一次冲击就是2017年蜂拥而至的深圳炒房团，而东莞政府对此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应对方式，因为极度缺乏户籍人口，东莞的购房主力长期以来就是外地人，严厉禁止外地人购房对东莞政府来说根本就不现实，深圳的炒房党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东莞的临深片区也就是靠近深圳的几个镇，长安、虎门、大朗、黄江、塘厦、凤岗被酷爱炒房的深圳人疯狂的炒作并且还炒出了深圳即将吞并东莞的话题，深圳的炒房党对此深信不疑。2016年东莞长安镇和虎门镇的房价都是1万出头，都还算是正常的价格，2017年之后伴随着深圳炒房党的疯狂，每年涨1万块，到2021年全国房价的巅峰时期已经涨到了5万块，这其中稍微能看到一点海的楼盘就敢卖7万以上。在深圳客发起的这一波疯狂的东莞炒楼潮之中，客户来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根据各大地产咨询机构常年保持追踪的调查数据，东莞本地户籍客户的占比始终维持在一成以下，在5%至8%之间浮动，低到令人发指，东莞本地人上上下下集体抵制了这种不理性的楼市炒作。一方面他们本来就不缺房子，另一方面尊重实业重视制造业已经刻进了东莞本地人的骨髓之中，深圳的炒楼党占了约六成，对于深圳人的炒房狂热我可以理解，金融投机本身就是深圳的文化传统，以后有机会我再深入阐述，这件事剩下的三成多则是跟风炒房的东莞打工族，他们一方面拒绝加入东莞户籍，这意味着他们并不看好东莞的未来，另一方面他们又幻想着通过炒作各种东莞房价的概念挣一波大钱，对于东莞打工族这种精神上的撕裂一直让我感觉非常迷惑，是因为东莞的各个镇区没有像佛山一样打造的美轮美奂富丽堂皇堆满高楼大厦和商办综合体，所以东莞目光短浅的打工族群体才对这个城市缺乏归属感吗？这个问题或许只有那些精神分裂了的打工人自己才能回答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莞政府竭尽所能压制房地产行业，东莞的一手商品房成交量2015年1,077万平米，2016年1,062万平米，对于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来说这算是比较常态的销售面积，2017年，在全国房价猛涨深圳客猛烈炒作的背景下，东莞政府掉过头来严厉限制商品房供应，于是商品房成交量反而出现了萎缩，下降到了811万平米。此后在东莞政府的严厉限制之下东莞的商品房成交量就再也没有恢复到上千万平米的规模，2022年，全国房价泡沫破灭东莞的商品房市场规模萎缩的更加厉害，当年度成交面积下降到500万平米，2023年继续下降到了427万平米，2024年一季度东莞的商品房成交面积只剩下40万平米，即使商品房市场的成交规律交易主要集中在下半年，预计2024年东莞的全年成交面积也低于300万平米。
单就地产泡沫这一块来说，在东莞政府一以贯之的强力管控之下对东莞经济的影响并不大，2016年之后的地产泡沫几乎没有吸食到东莞本地人的血，深圳炒房党和部分东莞打工族则被死死的套住，虎门和长安的房价从最高峰的5万开始迅速回调，每年降1万块钱，现在已经降到了3万出头，不过这并不至于伤害到东莞经济的元气。在地产泡沫最疯狂的2019年，深圳的炒房党还曾经尝试过拉高东莞的厂房租金，一度将东莞的厂房租金水平拉高到了每平米30块钱以上，但是东莞政府的反应非常快，他们立刻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下令各村所有的厂房物业必须下调租金并逐一划定了租金上限，东莞绝大部分的厂房物业本来就是村集体的物业，东莞政府的命令他们不能不听，于是东莞的厂房租金水平迅速的就下降到了23块钱左右。
今时今日，我们回头来看，东莞人民从1988年建市之后经历了无穷的磨难，他们不择手段拉来了港商和台商开启了“三来一补”产业，2007年之后东莞开始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一直到2015年终于树立了以手机行业为核心的全新产业集群并清洗掉了“色情都市”的名号，2017年之后的全国地产狂潮，东莞上上下下都保持了冷静，东莞市民拒绝炒楼，东莞政府也拒绝大量供地并死死的摁住了厂房租金，因此他们成功的避免了楼市泡沫破灭带来的绝大部分伤害，这样的东莞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东莞人民所有的努力，所有对实业的坚守都敌不过接下来的三年新冠封控！这场酷烈的人祸毁掉了东莞人民的所有努力，这个城市艰难维持的产业根基在这残忍的三年封控之下近乎被彻底摧毁。前面我已经讲过了东莞的突出特征就是户籍人口占比太低，产业和人口对于东莞的粘附性不强，本来中国的制造产业就有向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转移的浪潮，东莞的企业主们一直都是蠢蠢欲动只是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连续三年的新冠封控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之后东莞生产的18种主要工业品全都出现了产量猛烈下降的迹象，我这里将2019年之后这18种工业品的产量数据全部列举了出来，对峰值年份进行了涂黄并计算了2023年的产量相对于峰值年份的降幅。各位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种降幅大的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东莞最重要的手机行业，2019年的产量达到峰值的40,574万台，到2023年已经下降到了17,573万台，降幅高达56.7%。这种降幅并不是中国的手机市场萎缩可以解释的，从2019年到2023年，中国国内手机市场的销量只不过是从3.89亿台下降到2.89亿台，萎缩幅度也就是25.7%，只相当于东莞手机产量萎缩幅度的一半，更何况东莞生产的主手机品牌OPPO和VIVO市场占有率一直在猛烈扩大，其销量并没有减少，这种量级的手机产量减少就意味着一件事：产能转移。
这18项工业产品的平均萎缩幅度是30%，也就是说2019年之后东莞有三成的工厂已经事实上关闭了，所以2019年之后东莞企业倒闭的新闻一直都是不绝于耳，随便搜一搜就是铺天盖地的新闻信息，东莞的厂房租金因此一路下滑，到2023年底已经下降到了15块钱，空租面积已经超过1亿平米，以前人山人海的长平镇现在的厂房空租面积已经超过1,600万平米，整个镇区变得冷冷清清。而这样的趋势让东莞政府根本无力应对，三年封控期间东莞在封控措施的执行上已经算是相对缓和，从不轻易阻断企业的经营也不贸然下令企业停产，更没有认真的封锁过任何一个厂区，即便是在发布了全区域封锁命令的时候东莞人民其实也能自由的出来购物，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也从没有被封堵，动车站点也一直保持开放，那些酷烈的封锁故事从来都没有发生在东莞。
然而大环境的恶化终于还是让企业家们集体选择逃离中国，也就是逃离了东莞，这是东莞人民的悲剧。对实业的坚守敌不过3年的倒行逆施，所有的努力、青春和梦想在无可阻挡的大势面前都已经烟消云散。3年的新冠封控事实上就是对中国企业家们的最后通牒，你们的财产所有权和人身自由权在政府看来一分不值，一个小小的居委会甚至连正式的行政级别都没有就可以随时拉起绳索封闭你的厂区，禁锢你的自由，而你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东莞政府在执行上虽然已经极其人性化，但是企业家们已经无法再承受这样的风险，他们只能选择集体逃离，对这样惨淡的现实我也已经无话可说，对于坚守实业到头来一无所获的东莞人民我也不忍心再做出嘲讽，我唯有以一声叹息结束本文。
哎。
关于洋少
一位有心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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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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