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简史【一】悲情袁世凯
红色中国，真是非常非常奇特的存在，它的创立过程跌宕起伏，其中有无数次它都可能被这样那样的力量消灭，然而，它总是能在绝境中重生并且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击败站在它面前的所有敌人。在红色中国建政之后，它迅速的滑向极权和独裁，开启了整整三十年的动乱模式，将整个国家带入了腥风血雨，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磨难。然而，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够保证政权的稳定性，组织架构完整严密，动员机制始终维持极高的效率。在1980年代，红色中国幡然醒悟转身搞改革开放，到2010年，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把自己建设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再之后，这个国家又一步步的回归到极权的轨道上，打压民企，封锁国门，与西方诸国的关系也日益冷淡乃至是敌对。在这一系列的变化背后一定存在着一条内在的逻辑线，能够贯穿这所有演变轨迹的逻辑线，而我现在，就要把这条逻辑线找出来。
老蛮我一直秉持着一条根深蒂固的理念：唯有看透了历史才能理解当下，预测未来。未来无非就是历史逻辑的持续演进而已，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历史的书页，回到1910年代初期满清刚刚被推翻的日子，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国家就没有安稳过哪怕一天，一开始一直在国外嘴炮抗清的孙中山匆忙回国，假装自己能带来巨额的外国捐款，从临时议会手里骗到了一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然后大家惊讶的发现孙中山对于治国一窍不通，至于他承诺的欧美日巨额捐款更是一毛钱都没有，于是只过了两个月就剥夺了这厮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将最合适当总统的袁世凯推了上来。袁世凯此人雄才大略，背后还站着中国在当时来说最强大的北洋系的力量，要军队有军队，要工厂有工厂，要轮船有轮船，可以说有人有钱有物资，又有强大的物流运输能力，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已经是最强大的动员力量了。然而袁世凯的问题在于，他的力量也仅限于此，袁世凯不断的尝试将自己的动员能力从北洋系扩展出去，覆盖到广大的4亿人口，然而他所有的尝试，都宣告失败。他无法建立覆盖全国的税收网络，无法向各地方任免官员，无法建立统一的司法体系，无法建立统一的兵役制度，即便每个人都承认袁世凯是总统，但是他发布的政令，只要一出京城，离开北洋军阀的直管区域就变成废纸。看起来的情况就是，在满清朝廷倒下的那一刻，整个中华大地立刻就迎来了事实上的分裂，连个过渡过程都没有。长期以来，满清的底层治理策略就是皇权不下乡，只到县衙这一层级，并且县衙也只有县令是正式编制，负责办事的胥吏全都是临时工，而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正式的县令都是外来的，普遍干不了两年就会调走，而真正负责办事的胥吏长期在职，于是就把控了真正的基层治理权力，乃至可以轻松实现权力的世袭。如此持续了两三百年，满清中央朝廷事实上完全丧失了乡镇以下层级的管理权，外派的县令只能完全依赖胥吏及其背后的乡绅阶层实现对于基层的间接控制，精细治理完全就谈不上了，能够勉强不出乱子就是万幸。当然了，这样的治理体系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于是，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在长期的传教之后发动起义，而整个满清朝廷对于拜上帝教这样的邪教在两广地区长期传播根本就没有治理和预防能力，只能听之任之。在太平天国闹大了之后，满清朝廷才惊讶的发现自己已经无从动员全国的军事力量，调兵调粮的命令发到各地，胥吏们视之为乱命，根本就不理睬。
按照常理来讲，满清当时就应该亡了，不过湖南人曾国藩挺身而出，组织起了湘军。他的学生安徽人李鸿章则组织起了淮军，这才勉勉强强在1864年击败了太平天国。再之后，愚忠的曾国藩解散湘军，在忧惧之中死去，一辈子都没想过造满清的反。而李鸿章则稍微强悍一点，他坚决不解散淮军，甚至连养寇自重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把淮军势力发展到极致，最终成为强大的北洋军阀势力，在全国各地都布置了完整的后勤体系，名下还有轮船招商局，那可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长途水运力量，慈禧面对这种军事威慑毫无办法，于是她跟李鸿章的整个后半生就是在相互怄气相互拆台，但都对对方无可奈何。李鸿章在骨子里也是个传统儒官，压根也没有想过要造反。
袁世凯的出身算得上书香门第，人生的志愿原本是考科举做文官，1881年，在他22岁的时候跑去跟北洋将领吴长庆作幕僚，这是一个清闲的文职，也是一个临时性的、历练性的职务。袁世凯的打算是干两年还去考科举，不过命运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袁世凯既然乘上了北洋的大船就不可能有再下船的那一天。1882年，朝鲜爆发内乱，袁世凯跟随吴长庆前往朝鲜平乱，结果在战斗过程中文人袁世凯突然爆发了小宇宙，身先士卒，屡立奇功，战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任命为“帮办朝鲜军务”，其实就是整个朝鲜事实上的军事总管，负责从头组建和训练朝鲜国的军队。袁世凯初出茅庐就获得了独当一面的大权并且他将这份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在朝鲜带了足足12年的兵，在朝鲜复杂的权力斗争背景下，袁世凯必须平衡各方各面的政治利益并且朝鲜国内还经常爆发大大小小的暴乱，袁世凯还要负责平乱，工作环境可以说得上艰辛，不过这些全都被他熬了过来并在此过程中积功升到了三品大员。1894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袁世凯终于离开朝鲜回到中国，这个时刻的袁世凯已经具备了全面的权力斗争经验、宏观的政治视角和丰富的军事知识，成为北洋军阀新生代将领里的杰出代表。甲午战争失败后，朝廷痛定思痛决定打造完全西化的军队，袁世凯由李鸿章保举开始在天津小站以德国式的军事操典训练第一支中国陆军。在此过程中袁世凯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嫡系亲信，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人都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部下，此后袁世凯坐拥兵权成为了满清朝廷首屈一指的权臣。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试图拉拢他被他果断拒绝。1899年他出镇山东，将山东作乱一时的义和团清洗得干干净净，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坐镇的山东稳如泰山，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的个人威望已经达到了顶峰。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顺势接任了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并执掌这两个要职整整7年时间，整个北洋军系自此完全掌握在了袁世凯手里。
不过，袁世凯的问题在于：北洋势力即使再大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北洋而已，在北洋的羽翼之下撑死了也就几十万人，袁世凯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身上的北洋烙印，他这一辈子就必须为这几十万人服务，他根本无法脱离北洋势力发展起全部4亿国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因为要达到全民总动员的成就，就必然意味着唯我独尊的北洋势力的削弱，因此也必然遭遇到北洋派的强烈抵制，1911年形同儿戏的武昌起义在仓促之中爆发，众望所归的袁世凯很快就被推上台面接任了大总统的位置，总统袁世凯推行了一系列的治策，他尝试建立全国范围统一的货币体系即“银本位”之下的银元体系，但是因为白银储备量过少，未能成功；他尝试建立全国统一的文官体系，未能成功；他尝试建立统一的税制，未能成功；他鼓励各地兴办新型企业以推动民间资本家群体的出现，但最后出现的依然是官僚资本企业，与此同时外部的国际环境也还在不断恶化，日本以武力强迫新生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用尽了政治和舆论手段，尽全力争取了国际友国的支持，将最后签订版本中的殖民因素降到了最低，但是他能做到的也只能如此了。袁世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实现全国范围的战争总动员，当年满清朝廷做不到的事在朝廷被推翻之后袁世凯也一样做不到，当年李鸿章仅靠北洋系的力量跟日本人打甲午海战最终功败垂成，现在袁世凯手上依然只有北洋系的一点老本，要与日本整个国家对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现在袁世凯坐在了总统的位置上内忧外患一筹莫展，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称帝，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获得大义的名分，以皇帝的名分进行总动员，这或许是四分五裂的中华大地获得内部凝聚力的唯一方式了。最麻烦的是，此时袁世凯的身体也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应该是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伴有高血压、足部溃疡等并发症，历史没有时间留给袁世凯了，于是，1915年底袁世凯在仓促之中宣布推行君主立宪制成立中华帝国。
我们今天审阅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方案，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套对最高权力进行了高度制衡的好方案，比如皇帝没有立法权，对高票通过的法案也没有否决权，皇帝不能干预总理的选举，也不能干预行政院的日常运作。至于皇室，更是受到了严厉的限制，皇室成员不得加入任何政党，不得担任政府官员，不得经营商业，只能作为吉祥物被养起来。然而袁世凯想以称帝的方式统合地方上的资源，但是站在地方上的角度当然是坚决的反对。于是以云南的鸦片将军蔡锷为首发动所谓 “护国战争”，抵制袁世凯称帝，贵州、广西两省也相继宣布独立，不愿意看到中国实现政治整合的日本甚至直接下场，出钱出人支持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军”发动叛乱，袁世凯甚至都没有调派北洋主力，只靠这些地方没有参与反叛的地方驻军就将那些打着护国旗号、行割据之实的地方军阀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但是此时袁世凯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他已经无力再调集主力部队千里迢迢的去对付在边境各省搞事情的地方军阀了。1916年3月，病入膏肓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总统制，到 6月，袁世凯就溘然辞世。这之后依靠袁世凯的个人威望所维持的整个北洋政权立刻就四分五裂，君主立宪制固然再也没人提起，就连那个民国大总统的位置也没人还能坐得稳，皖系、直系和奉系在惨烈的相互厮杀之中轮流上台争夺一个名义上的总统宝座。本来国家的基层动员能力就非常弱，在这样的军阀混战之中更是下降到了根本就不存在的地步。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如果袁世凯的身体强健一点，能够以强力手段将他的君主立宪制度能坚持下去，将孱弱了足足300年的四亿汉族同胞整合起来，我大中国说不定还能就此崛起，以最小的代价，成长为一流强国。然而，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中国依然在地狱中沉沦，没有翻身的希望。
就这样，时间走到了1921年，命运的齿轮再次开始转动，这一次将会走出一头前所未有的巨兽，它将会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史无前例的底层动员能力，当然，这种全面动员的代价也将会让四亿国民，痛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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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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