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奶包的大叔
12 月 22 日，受北极“极地涡旋”直接灌进东亚地区所造成的极寒天气影响，不仅山东、辽宁等地都创下低温纪录，就连杭州也迎来史上最冷冬至，甚至出现了“冰封钱塘江”的罕见历史奇观。
然鹅，真正将“寒气”传递给每个人的，却并不是来自北极的“极地涡旋”。
12月21日，在东方大国各大官媒纷纷高调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45周年之际，东方大国GWY直属机构GWY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也发文纪念：“今年是全会召开 45 周年，本应大书特书，却感落笔很难。这应是我最后一篇纪念三中全会的文章，希望这些话没有白说。所谓对外开放，实质是对西方的开放，借助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封闭并不是对整个外部世界封闭，只是对西方世界的封闭，当时对亚非拉一直都是开放的。因此，所谓改革开放，关键是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后我国之所以能够大踏步赶上时代，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抓住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当前，世界第四次科技革命初露端倪，这场革命依然由美国引领，我国能否继续融入和赶上这一轮科技革命，是决定中国能否建设现代化强国乃至能否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如果主动或被动出局，后果不堪设想。”
文末，胡伟还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该说的都说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实际上，这篇文章的标题，正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在该文刊发的第二天，someone 主持召开了中鲭菊“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其除了要求中鲭菊成员“同 party center 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传统内容之外，还特意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 party 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中鲭菊的同志要带头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参与 party center 研究重大决策时要认真思考，充分发表意见。”
而上一次东方大国 top leader 提到“民主集中制”，还是在 12 年前（古月在 party 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外界和国际社会认为，如今 someone 突然重提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要实行古月所说的“完善 party 内民主决策机制，保障 party 的团结统一，增强 party 的创造活力，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而是其不愿独自一人承担“史无前例大变局”（危局）的责任，因此把锅甩给中鲭菊成员一起背，“要死一起死”。
当年，M 曾在扩大会议上表示，“东方大国的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各级挡尾是执行领导集体的机关，但挡尾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总书记个人独断。”
如今，someone 在民主生活会上重提民主集中制时，却对 M 所说的“个人独断”只字未提，而是要求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防止非政治性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并强调“party 植鲭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显然，在目前“禁止唱衰 CN 经济”已经上升到国安问题、一大波经济学家都被禁言的情况下，整个东方大国最高层更加处于无人敢“报忧”的状态。
12 月 15 日，东方大国统计局、能源局同时发布了最新的用电量数据。
其中，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是：今年 1-11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8367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17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第二产业用电量 5517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第三产业用电量 1512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220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
而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则是：11 月，电力生产增速加快。分品种看，火电、太阳能发电11 月份增速加快，水电增速回落，风电由降转增，核电降幅扩大。1~11 月份，发电量 8073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8%。
也就是说，今年 1-11 月，东方大国全社会的用电量，竟然比总发电量还多出了 4%。如果说，这凭空超出的 2946 亿千瓦时，充分说明了东方大国统计局、能源局至少有一个在数据皂钾；那么，真正让整个金融圈集体破防的，则是东方大国有关部门对于经济的非市场化干预。
12 月 22 日中午，东方大国郭嘉新闻出版署突然毫无预警的公布了针对游戏行业的新政策。消息一出，就瞬间导致 CN 游戏概念股在 A 股、港股崩盘大跌，整个 CN 互联网行业蒸发市值高达 1.5 万亿。其中，损失最惨重的 Top 2 公司则是腾讯和网易两大游戏巨头：腾讯股价暴跌 12.4%，蒸发的市值（435 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小米的总市值；网易股价则暴跌 24.6%，市值蒸发 147 亿美元。
实际上，让整个金融圈集体破防的并不是新政策本身，而是东方大国管理层对市场（随心所欲）的非市场化干预。尤其是在目前以“忠诚度优先”为标准的东方大国管理层里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专家的情况下。
用东方大国期货圈大佬、上海混沌投资董事长葛卫东的话说就是：“这边救市，那边搞市，这种经营环境还能生存、投资吗？为什么不能营造个宽松的营商环境。未成年限制是有道理，成年人花点自己的钱玩游戏怎么了，这也要管？经济的活力都被玩死了，没人敢投资了，就天下太平了。”
甚至，就连胡沫若也无奈的表示：有关部门出这个文件是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客观上恐怕会导致整个行业的惊慌，股市刚有的一点回暖又被浇了冷水，造成的利弊关系，值得出文件部门进一步评估。
很快，胡沫若的这番“报忧”进言，就在东方大国本土被全网光速删除。
显然，在这种“民用级”报忧都被全面封杀的情况下，东方大国中鲭菊成员更加不可能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报忧”的代价。
用东方大国商务部原副部长、CN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参加“与东方大国共成长”跨国 CEO 论坛时的演讲来说就是，“CN 经济的优势有望持续帮助东方大国抵御‘脱钩断链’风险。如果一个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看不准这种（东方大国庞大）市场所带来的机遇，不在这个市场投资建厂或者是追加投资的话，那么肠子都要悔青。”
See？在如今东方大国的“官方级”表态中，不仅根本不可能出现“报忧”，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整个crisis的恶性循环。
于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在悄无声息之中变成了“卡夫卡式社会”。
当初，被称为“二十世纪的但丁”的弗朗茨·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用隐喻的方式告诉人们，在一个异化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成虫子。
如今，“卡夫卡式社会”则意味着：这种社会看似井井有条，实则危机四伏；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以后会付出代价，所有人都胆战心惊、都感到危机重重，但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希望自己会是那个躲过灾难的幸运儿。在这种社会里会出现两种人，服从者和不服从者；他们的区别在于，服从者暂时安全、以后再付出代价，而不服从者则立即就会付出代价。
那么，这个代价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根据东方大国的官宣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全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约 235万亿元、承购债券余额约 64 万亿元，总计 300 万亿元。
目前，东方大国官方承认的坏账率仅 1.8%。但实际上，真实的坏账率却是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黑洞。例如，由于地方政府绝大部分的债券都无法偿还（其实是根本就没打算还），因此仅地方债的显性债务这一项，坏账率就已经突破了所有人的想象力。如果考虑到规模更加庞大的隐性地方债，那么人类的想象力已经无法处理这种黑洞级的致命问题。
要知道，在东方大国的 special color 国情中，以城投企业为代表的 LGFV 债务都被归为“非银企业债务”。
实际上，哪怕仅按最保守的标准（地方政府部门债务的坏账率为 50%、企业部门债务的坏账率为 10%）来计算，东方大国金融部门的坏账规模就已经超过了 56 万亿元。
早在 8 年前，IMF 就已经在报告中指出：CN 地方债务在 2005 年末占 GDP 的比重为45%。在“债务总额”一项中，CN 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较为乐观，如果只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总额占 GDP 之比，这一数值仅略高于 20%。因此，如果不将地方融资平台的 LGFV 债务计入在内，那么 CN 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会被严重低估。
但是，究竟会“被严重低估”到什么程度，IMF 也不知道。
原因很简单，因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以城投为代表的隐性债务都属于东方大国的national secret，并且还是一个无人敢问的送命题。
当时，由于缺乏具体的隐性债务数据，因此 IMF 只能用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描述 CN 债务率，并预测 2020 年 CN 债务总额（包含企业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重将上升至 250%。
到了 2023 年 9 月，IMF 在最新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中直白的指出：近几十年来，东方大国一直都是推高全球债务的主要力量，CN 债务率的增速不仅已经远远超过了其GDP增速，而且还远超其他大型经济体。2022 年，美国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重由（上一年）284%下降至274%，CN 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重则由 264%上升至272%、相当于东方大国 1980 年代中期时（约 70%）的3.9倍。
然鹅，这时的 IMF 依然低估了东方大国的债务率水平。
原因很简单，因为 IMF 的计算排除了 CN 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巨额债务（IMF 只是指出CN 非金融企业债务占全球的 28%，位居全球第一），并且在计算时完全没考虑 CN国有金融系统的巨额坏账。
而 CN 国有非金融企业以其 special 身份背景向银行借的贷款（尤其是根本就没打算还的贷款），也应该被归为东方大国的政府债务。
早在一年前（2022 年 11 月），东方大国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在《国务院关于 2021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提到了 4 种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其中，国有非金融企业 2021 年的负债总额为 197.9 万元。
这个数字，甚至已经超过了 CNBS（东方大国社科院旗下的“CN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21 年底，CN 全部非金融企业负债为 177.1 万亿元。
显然，CN 民营企业债务不可能是负值，而造成这两个数字之间巨大差异（矛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国有企业的大股东，财爸可以详细统计出国有企业的所有公开和未公开债务，包括了贷款、债券、待支付款项、民间借贷、股权融资等，而 CNBS 仅仅只统计了前两项有息负债（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公开的债务数据）。
实际上，根据财爸公布的文件显示，在非金融企业债务中（CNBS 的统计数据是截至2023 Q1 为 200 万亿元），国有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就超过了 90%。其中，市场上公开的城投债（城投公司公开发行的债券，不包含没有公开融资以及不在市场上公开财务数据的城投公司债务）约 58 万亿元，占比约 30%。
那么，还有60%是什么呢？
对此，东方大国铁路总公司笑而不语。
事实上，如果说城投债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那么，国家铁总、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则是中央政府的隐性债务。例如，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 2022 年报告显示，截至 2022年12月31日，铁路总公司负债总额6.1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21%。
显然，6.11万亿这个数字，如果从非金融企业债务中剥离，那么就会导致政府债务显著上升。反之亦然。
又例如，东方大国在 2015-2018 年操作的“惊天地泣鬼神”项目：涨价去库存。在此期间，国开行因开展货币化棚改而形成了3.6万亿元的债务。目前，这3.6万亿债务被统计在金融部门负债中，但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政府债务。
由此，也引申出了另一个更加细思极恐的问题。
根据东方大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官宣数据显示：截至 2023H1，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约 50 多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接近 40 万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13 万亿元左右。在开发贷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贷的大约是 6 至 7万亿元，因为部分开发企业出现困难，不良率有所上升，但与银行贷款总量相比很小。
也就是说，在非金融企业债务中，除了国有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超过 90%之外，剩下的不到 10%，房地产企业的承贷债务占比仅约 4%。这也意味着，真正支撑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运转的“实体”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在整个金融系统中能够获得资金支持的比重还不到 5%。
如果说，东方大国在过去 20 多年来的债务拉动型经济，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基建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如今在边际递减效应早已变成“负效应”的情况下，这种仅靠不足5%的债务驱动（实体企业获得的金融投入）究竟能否继续支撑整个宏观经济，则是一个妥妥的送分题。
事实上，东方大国银行自从 2022 H2 就开始不断（多次）下调存款利率，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只会靠“利息差”吃饭的 CN 银行面临着存贷利率差不断减少的压力；但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真正能够产生效益的实体企业已经急剧萎缩到了不足以支撑银行基本利润的地步。
第一个嗅到这种系统级金融风险的 smart money，则是穆迪。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穆迪在将东方大国的主权信贷评级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的同时，还将 8 家 CN 主要银行（建行、工行、农行、中行、邮政银行 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国开行、进出口银行 3 家政策性银行）的信贷评级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的根本原因。
在东方大国本土，从经济学界到普通瓜众，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掩盖了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当经济陷入停滞时，这些矛盾就都出现了。
然鹅，这种结构性矛盾究竟是什么？却没人敢提。
1990 年代，东方大国高达 86%的城镇就业者都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集体企业员工。当时，水工提出了“安定团结贷款”的金融方针，要求银行无条件为国企提供贷款来维持稳定。
这种完全非市场化的资源错配操作，不仅导致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占用的资源份额占高达 80%，而且还导致国有部门变成了整个东方大国的债务黑洞。
1994 年，国有部门的净资产率从 1979 年的 76%断崖式下跌至 25%年，全国 12 万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是高达 83%。当时，东方大国一大波国企不仅直接向银行“打白条”要钱，甚至连贷款本金和利息都不再支付。
由此，也形成了东方大国第一次银行业危机（金融危机）。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坏账率已经超过 20%，如果加上逾期的呆滞贷款，贷款坏账率实际上高达 70%。
1997 年，为了避免银行系统危机演变成为 regime 危机，东方大国最高层被迫采取激进的国企全面改制政策。1997 H2，朱 RJ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国企改制。至于国企究竟改成什么所有制，东方大国管理层却始终避而不谈。
显然，“改制”这个词，又一次体现出了中文的博大精深。
因为不论是从经济学、还是从市场的标准来看，这种国企全面“改制”的本质其实都是全面私有化。而东方大国管理层之所以始终对此避而不谈，正是因为其通过国企“改制”的 flag，来掩盖“私有化”的本质。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说，东方大国在 1990 年代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是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加入 WTO而成功解决的；那么，如今的第二次危机又该如何解决呢？
1994 年，东方大国银行业出现了第一次全面的严重亏损。当时，东方大国银行的资金平衡表（主要用于查询银行“会计科目”下的发生额、余额等会计信息，资产负债表则主要为了方便做财务报表）史上首次出现了“自有资本减少”。这也意味着，当时东方大国银行的自有资本已经处于被国有企业吞噬殆尽的状态。
如今，在东方大国的金融系统中，国有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已经超过了 90%。似乎，某种“源代码”已经运行到了某个关键的转折点。
詹姆斯·斯科特说，孤立，是实现彻底服从的首要条件。
楼下保安则说，以前人们总是说东方大国的精英都在体制内，但为什么这么多精英都无法阻止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自由落体式下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