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猛犸工作室
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涌向大城市，李可离开了上海，回到老家临泉，没想到困在了一辆三轮摩托里。
12月，寒潮抵达临泉之前，白天气温20度，夜里会降到5度左右。24岁的李可没来得及换下那件漂了色的红色棉衣，开着三轮往废品回收站倒车。
人看起来有些臃肿笨拙，三轮车也是。
“往右，快点，笨嘞。”
母亲扯着嗓子喊，父亲忙着码废品，没空搭理这对母女。
5分钟过去，她才把车倒进几十米宽的装卸区。父母麻利地将车上的纸板、泡沫、铁皮卸下来称重。
收一车废品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可以为李可家带来100多块钱的收入——在临泉，这算好营生。
今年6月，李可辞工离开上海，回到临泉。起初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镇子不是上海，选择寥寥，最后只好跟着父母收废品。很快，她意识到废品站不如她甩掉的上海客服公司。
在临泉，像李可这样的故事开头有无数个。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去打工似乎成了临泉人的生命烙印。彼时深圳一家合资企业电子装配线的流水工人，因为多劳多得，收入已经是国营企业工人的三倍，这是当时就业市场里最时髦的事。
随着第一、二代的打工人把珠三角、长三角的城市建设起来，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城市的主人，有房有车、过着体面的生活。可最近这些年，城市给外来打工人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
从2021年开始，户籍人口达到230万的中国人口第一大县——安徽省临泉县出现人口回流。有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农民工，也有准备回乡颐养的将老之人。
与人口回流相悖的是，临泉因为出生人口下降，今年关停了50所幼儿园；回到县城的人失落地发现，老家也并非应许之地。
城市和乡村，各自朝临泉人心里射了一支箭，然后开始拉扯。
一、到不了的远方
出去、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好多临泉人用这几个简单的词给人生下了定义。
李可计划，在明年元宵节后再出发，可能回上海，也可能去东莞。总之，想摆脱那台和她一起被骂的三轮车。
她住的镇子叫长官镇，在临泉县南部的220国道旁，以杂技闻名。因为发展得还不赖，和杨桥镇、姜寨镇、鲖城镇一道从临泉县23个乡镇中脱颖而出，并称为“临泉四小龙”。
“某某四小龙”这种叫法，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
但“四小龙”还是撑起了临泉的发展，且各有所长。长官做杂技文旅、杨桥有工业园、姜寨务农、鲖城以皮革和养猪见长。
为了配得上称号，长官镇在几年前变了模样。先是在镇口立上了硕大的仿古牌楼，牌楼边开着一家彩票站，门口横幅写着：本站点喜中大乐透1800万、刮刮卡25万。这个数字不断挑逗当地人的神经。
穿过牌楼，是长约1公里的仿古老街。李可说，热闹的时候像上海城隍庙。
过了住宅区，长官镇才露出和临泉其他村镇一般的真面貌。
砖石路面消失，由灰土路续上，四周是田野、鱼塘和零星的农药化肥袋，甚至有城里人许久未见的油坊。废弃平房门口的旧对联掉了色：幸福生活、平安富贵。
厂区的招聘告示也在墙上张贴着，薪资：3500~4000元/月，现代工业可以精准捕获每个农村的劳动力。
李可在这里生活了19年。当她刚成了一名合格的劳动力，就被最近的镇子吸引走了。
作为家中老大，她留在家也不轻松。
成绩一般，高考落榜，在当地人眼里，她的未来就已定型——相夫教子，承担弟弟的学费。
所以她从家来到镇上，在服装厂做计件工，工资不超2000元；再后来又去了县里，但跟镇上一样，工资低、时间长。
当同龄人从镇上去了更远的地方，李可也总算说服父母放她走，代价是每月打回一半的工资。李可并不在乎这个，她离开是为了寻找机会改变命运，而不是困在并不耕作的土地上。
这一代外出打工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而且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也受过更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镇里人认为出去的都是“精英”，比留下的人更上进。
2017年春天，当李可走进上海，她在临泉家里长女身份消失了，这里称她为“流动人口”。
也就是李可的离开的那几年，互联网狂飙突进。
网购、外卖、快递一下子铺满城市人的生活——临泉的人口流动比之前更快了。根据官方的说法，280万的户籍人口里，高峰期有80万~100万人外出务工，临泉也成为全国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
出走的临泉人出现在全国各地，温州江南皮革厂、广东的电子厂、服装厂。除此之外，不少人还在江浙沪的产业园和外卖行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他们还有面前的现实。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像是二等座的旅客，户口、子女教育，医疗都被一扇透明门隔开。他们只是大城市里的旅客。
李可没想这么多，她说自己很幸运，刚到上海就在张江找到了电商公司的客服工作，起薪7千，包住有提成。她在网线的这头一坐就是6年，用的手机从vivo变成了苹果。
上海的生活和县城完全不同。收废品是纸壳、塑料、铜线，几角和几块钱一斤；在上海，一切都是数字：单量、金额、回扣，在键盘上敲打的频率越快，收入越高。
当身体困在网线这头，灵魂却开始寻找一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她喜欢时不时地和几个同乡女生见面，为了能说几句家乡方言，排解心里举目无亲的孤独漂浮感。
这些年轻人在大城市里，也会轻易地就消失不见。李可说虽然离家700里，但家乡那股神秘的力量带来的积习坚不可摧，也必然会牵扯到这些漂浮的人。比如，25岁没结婚，肯定有问题，漂在大城市的许多“李可”们，都被这股力量扯回去解决问题了。
不过，6年让临泉发生了改变：高铁通了、工厂变多，还有大润发和即将开业的万达广场。父母把这种改变当作诱饵，哄着她赶紧回家；另一边是2022年李可所在的公司生意变得萧条，老板砍了所有人的提成。
她上钩了。
2023年6月，李可从上海虹桥站上了高铁。没想到，迎接她的会是一辆三轮小车。她说，县城与城市一样，都让人迷惘。
二、留不下的县城
迷惘不是共性，但在临泉似乎会传染与扩散。
徐笛少小离家，在大连干过水产，还在理发店当过学徒。在外奔波14年后，今年初，也就是他的而立之年，回到临泉，在解放路大润发边上的临街店面干起了麻辣烫生意，租金3万一年。
这是镇上人流量最大，商业氛围最浓的地方。按照大都市的说法，这里是临泉的中央商务区，是CBD。但徐笛还是觉得自己开店过于草率，草率得让自己不足一年就开始迷惘。
离乡多年，徐笛对县城的感知早已弱化，虽然说大城市的一天就像县里的一年，但在城市化的浪潮里，县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比城里要短得多。这种改变不仅在外表上，原本作为精神故土的温情乡村，其价值观也越来越趋同，所谓的乡村爱情故事再难出现，人们眼里几乎只有一个标准——钱。
徐笛回忆年初回到老家，一出高铁站，小时候萧条的杨桥镇现在已经成了工业园，农田被厂房取代。县城中心的解放路和御园路周边，有了各种小吃店，有些甚至24小时营业。北边的临泉开发区，囊括了汽配厂、食品厂、服装厂等产业。
县里的生活也不像从前般无趣，酒吧、KTV、电影院一应俱全。平价的蜜雪冰城和喜茶相隔不到百米。总之，不论是县里还是村镇，看上去一切都很繁华。
繁华生活的度量衡离不开钱——那是徐笛暂时没有的。
他的账单也这么觉得：第一个月，日均营业额700元；第二个月：500元。现在则落到了每天300~400元左右。扣除成本，他觉得不如打工实在。
这几年返乡的人多，他只是众多创业者中的一个。
数据显示了临泉最近几年的创业热。2014年，临泉县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只有3万多户，但从2019年开始，这个数字翻了3倍，且新增工商户大多都集中在起点和成本都比较低的餐饮业。
但进入2023年，热度开始下降。按临泉县政府公布的2023年1~10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析中显示，临泉县第三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1.0%——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悄然萎缩。
解放路上的奶茶店主张明说，街上店铺流转率很高，大约半年就得换一轮。
“县里人爱新鲜，新店头几个月生意都还可以，但只要某个瞬间，大家口味一变，生意立马冷清”。解放路待久了，张明的“领主”意识开始出现，对那些刚从外地回到家乡的创业者，他用“那些人”来形容。
“那些人，十个人里面得‘死’九个。”餐饮看起来就是一家店，但里面的门道不比其他行业少。他还说那些人最后的去向无非是两个，要么留在县里干配送，或是买一辆流动餐饮车，混迹在解放路后街；要么回到原本打工的城市。
徐笛刚把妻女在县城里安顿下来，不想又草率作出下一个决定，尽管他知道县里难混：收入低，消费高。
在临泉，房价要50006000元/平；网吧台费7元/小时起；台球、棋牌室也要28元/小时。以临泉县30004000元的月收入来看，徐笛不理解，人们的钱是哪来的？
三、贫穷与富贵
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日”并不多。比如，1765年纺纱机出现诱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拐点。
在中国，拐点也存在：比如2003年1月5日，那天国务院发布了一项综合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没过多久，广大乡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再之后，中国的人口大流动与融合拉开序幕，临泉县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人口流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打工潮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出现了。临泉人涌向工厂，然后在那些沿海城市定居，他们的收入一点一点地流向自己不动的故乡，最后变成老家的自建房，广大农村的面貌就是在那一刻开始出现变化，然后越变越快。
距离李可家的废品回收大概100米，在一家花圈店右附近的服装厂里，就能见到50多岁的周生。
改开之初，他听闻南方的收入高， 就去广州做服装批发，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又辗转温州、义乌。积累了资源后，看中了临泉便宜的劳动力，于是就把工厂办在家乡。
工厂看起来有300平，40多位女工在里面毫不拥挤，她们每月可以加工2~3万件服装。
办公室，茶几上放着几叠暂未下发的订单，其中有来自上海的大牌，订单数额显示11760件。以单件4~5元的加工价格来算，这份单子的利润有4万多。
周生说，这个单量不算多。他记得，2021年~2022年最高峰的时候，一个季度的订单有10万件，他的厂子消化不了，只能外发出去，赚点差价。
对周生而言，除去女工人均5~6千的工资，他留些利润就行。孩子已经在县里的机关单位工作，房子买的是县里最好的碧桂园。
提起临泉的穷，周生不置可否。
“人各有命而已”。
相同的话，在王营村村干部口中也出现过，他说，“早年出去的人有的都发了。现在出去也不好混，但好过留在家里。”
除了外出赚钱返乡归来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则是赶上了好时代，是大家口中的拆迁户。
那是2014年，在时任县委书记治下：拉回来高铁站、修路、招商引资。短短几年间，临泉晴天泥土路、雨天“水泥路”的局面彻底改变，一举完成从半封闭到处处畅通，从没有铁路到进入高铁时代，从加工坊到厂房企业的大变革。
大兴基建背后，幸运的当地居民分得了不少拆迁款，成了其他人眼里的暴发户。
但幸运儿是少数，普通人是普通的命。
最近两年，临泉的农业、养殖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村里的农户说，2022年蔬菜能到7~8毛/斤，到了今年降到3毛/斤，化肥每袋却涨了3毛。
今年9月开始蔓延的猪瘟也让镇上养猪户亏损巨大……
作为县城人，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选择权——城里需求左右了他们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当县里的人决定要将城市的生活模式生搬硬套进来之时，又发现与县城的生态格格不入。
贫穷与富贵在临泉像是一堵墙，富裕的人是脸面，贫穷的人是里子——李可和徐笛生活的地方成了鲜活的解释。
四、艰难自救
经济发展得太快，未必人们的灵魂发展就能跟得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临泉是被遗忘的。尽管隶属安徽，但县域三面紧邻河南，跨省姻缘曾发生在临泉的不少家庭。因为接壤河南新蔡县，临泉也一度是种植罂粟的重灾区，被列为全国重点整治地区。直到现在，杨桥镇深处的墙面上仍旧贴着禁种罂粟的宣传纸。
直至2019年，临泉县的经济有了实质的变化。当年，临泉县的GDP是369.7亿元，但在2018年临泉的GDP还只有211.1亿元。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第三产业，2018年第三产业产值82.4亿元，2019就升到了199.4亿元，增量是117亿元。
这或许与当年高铁通车有关，那一年开始临泉注册的个体工商翻了三倍，就是张明说“那些人”涌回临泉的时期。
高铁改变了临泉的产业结构，虽然吸引了漂泊在外的临泉人回家，但也让临泉的人更容易外出。
以今年的数据为例，截止2023年10月，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0.8%；但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完成投资增长140.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1.0%。
人口优势逐渐支撑起了临泉的工业发展。
只是在这背后，像徐笛、李可这样的90后很少。以徐笛的村子为例，村总人口大约300人左右，留在村里的90后只有3人。而散落在县城、村镇里的服装厂、屠宰厂、电子厂并不能覆盖当地多数人所需的工作机会——外出仍是多数人的必选项。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强城时代》中将中国的县城分为四大类：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保障型县城和人口流失县城。据他的调查统计，在中国类似临泉一样的人口流失县城有1870个。由于采访方式与时间不同，该数据在龙瀛团队的统计结果则是1506个（2010～2020年）。
陆铭书中曾提到，对于人口流出量较大的县城来说，需要从治理理念上进行调整，一方面在农业上进行现代化、规模化的运营模式调整。简而言之，县城需要进行自给自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但对于人口流失县城而言，背后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几乎是类似的——囿于传统的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的财政资源分配、盲目的建设开发计划、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供、受挤压的本土文化资源。
如今的临泉县，就像一个双手抱着膝盖的人，注视着那些没有解开的结——和其他1000多个县城一样都在路上艰难前进。
12月11日下午，当地气温骤降十几度，商业街的人少了一半。高铁站内，旅客稀少。
晚上10点左右，徐笛关了店门。他照例看了手机上的收入，不到200元。他在注视回乡的第一个春节。县里的人都说，一到过年，临泉县里和村镇都是人，到时候什么生意都好做。
徐笛想着，到时候店里会坐满人，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意。
他或许忘记了在365天里，春节短得像个哈欠。
（文中徐笛、李可、张明、周生均为化名。）
关于洋少
一位有心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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