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沉思录40

文:奶包的大叔

果然,在东方大国本土,月光宝盒已经重新打开。

只不过这一次,“出来看上帝”已经变成了看“上帝之鞭”。

10月24日,东方大国最高层批准了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为贯彻落实中长尾会议精神,以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有关工作落实,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0000亿元,作为特别国债管理。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那么问题来了。

根据东方大国最新发布的官宣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8911.8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因灾死亡失踪499人,紧急转移安置275.1万人次;倒塌房屋11.8万间,严重损坏42.2万间,一般损坏103.5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9714.8千公顷。”

而在发生“千年一遇”郑州洪灾的2021年,官宣数据则是:“全年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1.07亿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失踪867人,紧急转移安置573.8万人次;倒塌房屋16.2万间,不同程度损坏198.1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1739千公顷。显然,东方大国在2021年遭受的自然灾害损失远远超过了2023年。”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黑洞级别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这1万亿的特别国债不是2021年发行,而偏偏是现在呢?

从上图可以清晰的看出,2023年的国债发行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三年口罩时期。尤其是9月份的国债发行规模达1.2万亿元,已经超过了三年口罩时期平均水平的1.6倍。

根据财爸的数据显示,2023Q1~Q3,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规模分别高达7.48、7.06万亿元,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如果加上同期发行的城投债(5.4万亿元),那么

东方大国2023Q1~Q3这三大债券的发行规模已经高达20万亿元。

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东方大国2022年GDP的20%。

很明显,靠发债来续命(借新还旧)的饥渴程度,实际上早已不言而喻。

而最耐人寻味的,就是这次发行的1万亿特别国债全部给地方政府“无偿”使用(不用地方还),并且直接计入中央财政赤字。由此,全国财政赤字也将由3.88万亿元直接增加至4.88万亿元,赤字率则由3%提高至3.8%左右。

也就是说,2023年的财政赤字率已经毫无悬念的超过了口罩事件爆发时的2020年(赤字率为3.7%)。

这也意味着,目前东方大国面临的真正crisis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某种已经比口罩事件还要严重的crisis。

至于这个crisis与”上帝之鞭”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则是一个所有人都肉眼可见、但却无人敢说的送分题。

那么,为什么这1万亿元会直接送给地方政府“无偿”使用呢?

原因很简单。根据官宣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短短2周内(10月6日~19日),全国就已有20个省市纷纷宣布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总额高达9104.8亿元。其中,Top7的发行省/直辖市分别:云南(1076亿元)、内蒙(1067亿元)、天津(948.04亿元)、贵州(882.38亿元)、辽宁(870.42亿元)、吉林(690.23亿元)、湖南(643.25亿元)。

事实上,早在2020年,东方大国管理层就开启了地方发行特殊再融资试点。随后

了支持广东等省加快隐性清零,又进一步允许财政实力较强的省份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来置换隐性债务。

而目前在短短2周内的发行规模(9104.8亿元),已经相当于3年口罩时期(2020年~2022年)两轮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总额(1.1万亿元)的83%。

See?广大地方政府的“饥渴”程度,早已远远超过了1万亿的自然灾害国债。

要知道,之所以叫“特殊再融资债券”,正是因按照东方大国的规定,地方政府发行再融资债券是用于偿还到期的地方债本金;而许多省份将再融资债券的用途变“偿还政府存量债务”,则涉及到了隐性地方债,因此也被市场称“特殊再融资债券”。

而东方大国管理层允许部分省份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来支持隐性债务风险化解,正是了避免地方政府出现隐性债务爆雷(城投平台流动性危机)的连锁反应。

如果按照城投有息债务在2022年底的规模(55万亿元)来计算,那么仅对应的债务利息支出这一项就已经超过了这次自然灾害国债的3倍(3万亿元)。

很明显,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东方大国最高层是否应该“补贴”1万亿元的问题,而是1万亿根本不够用的问题。

更加明显的是,东方大国最高层用“自然灾害特别国债”的flag(幌子)来向地方政府输血“续命”的现实,正是了掩盖某种更加尴尬+严峻的问题:与2008年的“4万亿规划”相比,这次1万亿特别国债的规模相差太远。

如果考虑到货币贬值的因素,那么这个差距将更加不忍直视。

这也意味着,这一次,就连centralZF也没钱了。

用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位居江西全省第1的抚州市最新的发布官宣来说就是:市财政局切实兜牢兜实“三保”底线,把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等“三保”要求作财政部门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当下最紧要的工作目标,执行全市财政工资统发机制,切实防好“保工资”风险。

用江苏省人社厅、发改委、教育厅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知来说则是:决定在全省实施在编人员重点体创业推进行动,力争实现到2025年每年支持成功自主创业20万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其间可依法继续在原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和职业年金,正常晋升薪级工资,按规定连续计算工龄,同等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等。

对于绝大部分不明真相的瓜众来说,这是一个关于“8000万体制内人员占用了全国40%财政收入”的传统特色问题。

然鹅,当公务员停薪留职再一次重返东方大国的时候,实际上也说明月光宝盒这一次时光倒流的时间长度大约为24年前。

根据《东方大国统计年鉴》显示,1995-1997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一直都很稳定(分别为10955万、10949万、10766万人);但从1998年开始,这个数字就开始快速下降(1998和1999年分别为8809万、8336万人)。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断崖式下跌至6924万人。

也就是说,在6年时间里,国有单位职工骤降了4000万人。如果加上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那么这个数字几乎已经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规模。

在当时“下岗潮”中,就连事业编人员也无法幸免。1999年,在处理四大银行天量坏账的同时,东方大国管理层还在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上要求市、县、乡政府部门精简的人数不低于280万人。由此,也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公务员“停薪留职”和“下海”画面。

2002年,东方大国官宣的城镇失业率已经从1995年的2.9%飙升至4.0%。

那么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实际上,就在“下岗潮”大规模开始的一年前(1996年),社科院马研所party书记冯兰瑞就已经直白的指出:3%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率,如果加上城镇新增长劳动力、农民工等,“九五期间”的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21.4%。

由此,也产生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天问”:1996年的3%与21.4%,究竟意味着2023年的5%与多少?

如今,在博大精深的中文里,“再就业”早已被“灵活就业”取代。而这时,仅官宣公布的灵活就业人口规模,就已经超过了日本+德国的人口总和。

10月25日,标普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受疲弱的房地产行业影响,CN经济下行的高风险将进一步对房地产销售带来负面影响。预计明年CN房地产销售将会进一步下降20%~25%。

与此同时,根据东方大国海关总署的最新官宣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9月全国外贸出口额2991亿美元,同比下降6.2%,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下降。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东方大国9月份的外贸出口Top5地区(依次东盟、欧盟、美、日、韩)还出现了全部下降的历史性罕见画面。甚至,就连对东盟的出口也在9月份出现了高达15.8%的同比降幅。

对此,国际市场甚至认东方大国经济很可能将会倒退至加入WTO之前的状态。

如果说,2008年的“4万亿规划”导致了产能过剩和债台高筑,留下了一大堆烂尾项目和后遗症;那么在这一次的经济crisis中,早已不是基建投资“边际效应递减”(

零)这么传统的问题了,而是除了发债续命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真金白银的致命问题。

在“4万亿规划”的铁公机基建项目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高铁项目。但如今(截至2023H1),国铁集团的总负债已经高达6.1万亿元。

而在这背后,还有一大波烂尾项目。目前,帝都亦庄站、合肥蜀山东站、南京紫金山东站+江浦站、江门市礼乐站+江海站、昆明晋宁东站+阳宗站、海南海头站+和乐站等10个高铁站均在建成后根本就没启用;而沈阳西站、乌兰木图站、昆山花桥站、郑州南曹站+孟庄站、株洲九郎山站等11个高铁站则在短暂启用后就停用。

例如,常住人口只有98.15万人的儋州市,却建成了银滩站、白马井站、海头站3个高铁站。其中,位于海头镇东侧地区、总投资超过4159万元的“环岛高铁”海头站包括出口路及站前广场,出口路线长953.14米,站前广场面积约370亩,涉及道路工程、交通工程、城市广场、排水工程、电气工程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但海头站在建成后却一直都未开通运营。用当地政府的话说就是,该项目不但收不回投资,开通后还会进一步亏损。

然鹅,比这些停用的高铁站更加庞大+致命的烂尾项目,则是一大波沦空城的高铁新城项目。

了打造一个像样的高铁新城,不仅前期要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还要建设各种商业配套和交通配套。而在沦空城之后,不但前期的巨额投入都打了水漂、当地政府新增了天量债务,也让一大波在高铁新城买房的业主成了“大冤种”。

例如,当初济南市希望依托高铁西站打造高铁新城,将高铁片区和大学城等片区组成西部新城,其中高铁新城的定位是城市副中心级别的“齐鲁新门户”,规划26平方公里,目标人口定35万人。

随后,在西站高铁新城还未发展起来时,济南市又提出了“兴建济南新东站”。靠近机场的济南新东站不仅要分流西站部分客源(石济、太青客运专线和山东城际铁路都将通过新东站),同时还将进行城市开发。

而同时兴建2座高铁新城的宏大计划,不仅对济南西站及其高铁新城项目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也让济南市的财政压力山大。

如今,在济南西站,除了被围墙圈起来的地标性建筑:高度518米的恒大国际金融中心之外,周边还有一大波烂尾楼盘。目前该区域不仅平时人车稀少,周边学校、医院和商场也很少,街上半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

又例如,长沙轨道交通集团当初提出了长沙高铁新城的宏大计划,定位是成为区域开放示范区,“立足长株潭城市群,带动湖南省发展,引领中部”。长沙高铁新城包括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南站东广场、长沙中低速磁悬浮工程等5个重点项目。甚至,还为此挂牌成立了长沙高铁新城管委会。

然并卵。

2022年7月,“长编委发「2021」1号”文件正式宣布:“不再保留长沙高铁新城工作委员会和长沙高铁新城管理委员会,领导职数一并核销。”

而济南、长沙的高铁新城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当时东方大国第一官媒XHS的官宣报道显示:截至2016年5月,全国就规划出了3500个新城(包括高铁新城等各种新城),可以容纳34亿人。

对此,参与过很多CN高铁新城规划建设的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子公司AREP集团CN区总经理则直白的指出,高铁新城这个词提得有点虚,为什么不能把原来的基础设施和高铁结合重新来发展?在城市外围修一个孤零零的车站(法国的TGV站点都在市中心,乘坐TGV可以从一个城市中心迅速到达另一个城市中心,不要再换乘),这个投资有多大?要浪费多少资源?

显然,不论是烂尾的高铁站,还是沦空城的高铁新城,最后都成了“4万亿规划”后遗症最现实的注脚。

那么,这次开启的月光宝盒,又会有什么样的现实注脚呢?

对于经济学界来说,这个现实很可能是,东方大国管理层了“续命”而(彻底)开启“无锚印钞”。

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时间倒回88年前。

1935年,了解决抗日战争期间的财政支出问题,民国政府开始发行法币。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法币的发行量约5569亿元。

然鹅,随之而来的内战问题却远远超过了二战时期。

1947年7月,法币发行总额就从年初时的3.5万亿猛增至10万亿。而在民国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性增加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无锚印钞”也直接导致了民间的恶性通胀。

当时,宋子文在担任行政院长时试图通过抛售库存黄金回购法币等政策,但却因法币发行量急剧增加而无果而终。

1948年7月,蒋在莫干山松月庐召开秘密会议,研究财政部长王云五提出的金圆券方案。该方案认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会上都对此表示同意。

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公布了“金圆券发行法”: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20亿元;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银币、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期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包括法人)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最初,金圆券的效果一度还不错。尤其是蒋经国在上海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就连杜维屏(杜月笙的公子)也被“杀一儆百”的因囤积罪入狱,都让民众对金圆券开始有了一点信心。

然鹅,随着内战失利,金圆券也迅速崩溃,变化几乎以“天”单位。到了末期,市场上物价甚至出现了一天涨价数次,金圆券几乎成了废纸。

1948年底,民国政府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黄金、白银、外币,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的抢兑人潮。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在短短10个月内的发行量已高达130万亿元;金圆券面额也不断升高,最终出现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由于贬值太快,民众和商人避免损失都不愿持有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甚至干脆拒收金圆券。

而金圆券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并无现金准备、发行又毫无限制的“无锚印钞”。

法币在退出流通时,发行总额663万亿元。以300万元法币合金圆券1元计算,法币总发行量仅2.21亿元金圆券。而金圆券一开始就定发行20亿元,相当于瞬间制造了相当于法币9倍的通货膨胀。

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额已经从1948年8月的5.44亿元直接飙升至29.47万亿元。而这种“无锚印钞”导致的金融市场悲剧,也被认是整个国民政府政权迅速在大陆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对于这种“无锚印钞”的毁灭性抛瓦,月光宝盒似乎又一次变成了潘多拉魔盒。

10月21日,赵致远(purple的长孙)在HK举办婚礼。王石发微博表示:“今天是令郎赵致远与令媳朱嘉盈结婚的大喜日子,原打算跟老友周岭一起去HK观礼,因在国外出差,只好遥祝婚礼圆满、新人百年好合。值此喜庆之时,念起带领我们走出改革之路的purple前辈以及他留给我们无尽怀念的八十年代。感喟之情,无以言表。谨向purple前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他的高瞻远瞩,不仅启发了一个时代的国运,更是涵养了历史长河的境界。他的宽厚善良,不仅救助了无数要吃粮的百姓,更把福报留给了自己的裔孙。”

要知道,当初在summer事件爆发后,王石曾带领员工在深圳游行支持声援,并因此被深圳市政府列入黑名单。

显然,敢于如此直白的王石,不仅看到了再次打开的月光宝盒,而且很可能已经打算在日本永居不回来了。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岛》中写道,正如我们半个世纪的现代史中历来的情形:崇高的光辉理论和爬行的低贱道德好像很自然交织在一起,很容易互相转化。

楼下保安则说,今天在小区门口听到了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理论:人们都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吃苦是成不了人上人的,只有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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