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奶包的大叔
1971年，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哈菲尔和理查德·基进行了著名的哈菲尔-基实验，他们在飞机上放置了4个原子钟，然后让这些飞机绕地球飞行两圈，第一圈向东飞行，第二圈向西飞行。接着，他们将两次飞行的原子钟与参考原子钟
进行对比后发现，时间流逝的速度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情况而改变。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果你以“超相对论”的速度（接近光速）旅行、或者在靠近黑洞的情况下，那么你所经历的时间流逝将少于其他人。也就是说，如果在无法达到接近光速的情况下，出现了“时间停滞”现象，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出现了像黑洞一样的“停滞场”。
尽管没人知道地球上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停滞场”，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停滞场”却又是肉眼可见一般的存在。
a、听说洋鬼子的腿是直的、不能弯曲，战时伏兵于路侧，用竹竿捅倒就站不起来，此时可趁机一拥而上“斩杀之”；并且，洋炮洋枪最忌污物，用大粪、经血等秽物浇之就会失灵。
b、到底为什么美帝会忍受中国一再挑战其霸权、损害其利益，甚至杀死数万美国兵呢？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震慑着美帝不敢把事态扩大化、不敢对中国发起全面战争。那就是——国际日期变更线。中国的时间比美国早一天，1月10号中国发射的导弹，1月9号就能击中美国，美国根本无法防御这种超时空打击。
应该说，对于上述a、b理论，大部分IQ正常的人都可以很容易辨别出真伪。然而，最为神奇和反常的是，a、b这两个理论不仅产生于同一片土地上，而且前后的时间差距竟然达到了180年。
实际上，理论a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高官们的著名“敌情分析”；而理论b则出自2020年国内某公众号，不仅有着几百万粉丝，而且其中还不乏众多高学历粉丝。
很明显，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存在着某种像黑洞一样的“停滞场”。
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话说就是，“中国是个砖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中国没有真正的法律，没有真正的宗教，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混淆在一起，而所有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礼教。中国人恪守礼教，同时又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时间倒回120年前。
1900年6月14日，义和团进京的第四天，2000义和团民开始攻击东交民巷使馆区。使馆区内约3000人（其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的中国人）被围困，英国公使窦纳乐则指挥使馆内数百守军抵抗。然鹅，当使馆内守军的枪炮一响，早上刚刚做过“画符”仪式（“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就被打死40多人，剩下的则全部仓皇抱头鼠窜。随后，载漪命令董福祥的甘军围困东交民巷。于是，清军就展开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由正规军对使馆区长达55天（6月20日~8月14日）的围攻。
而董福祥的甘军（号称“武卫军”）编有3个营、3500余人，不仅全部装备精良，而且还配备了德国克虏伯大炮，是清军中“最能打”的正规军。与之相比，守卫使馆区的外国守军仅有432人，而且由于出发仓促，只有3支机关枪、4门小火炮，整个战斗期间使用的唯一重型火炮还是从清军缴获而来。
然鹅，就是在如此悬殊的兵力和装备对比下，董福祥也没有攻下东交民巷，“兵团合攻月余…死四统领，亡士卒过千。用炮弹三千五百包，枪弹八百万颗，拳匪尸骸塞道，臭秽闻十余里，卒不能克。”
也就是说，清军正规军的伤亡并不多，反而是义和团死的多。实际上，慈禧的真实意图，是把使馆区的洋人当做人质来威胁外国，并不敢赶尽杀绝。而清军将领们也猜透了老佛爷的心思，例如，张怀芝（指挥炮兵的将领）就曾故意命令瞄不准或者放空炮，从而导致了战事在场面上热闹非凡，但却毫无进展。杯具的是，似乎所有人都看出了这是老佛爷导演的一场戏，只有义和团没看出来，反而不断的希望通过“神功附体”来扭转战局。例如，在攻打西什库教堂屡屡失败之后，义和团还特意发布了一条布告：“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
而在人质威胁策略失败之后，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完全的逆转。而清军则使用“人盾战术”让义和团团民充当炮灰进行冲锋，清军在后架枪威胁，对所有后退的义和团，一律当场射杀。多个坛口的义和团都被迫轮番上阵，结局却惨烈无比（例如，在“红灯照”之类的坛口，一大批由未成年人组成的义和团员都是在后退时被清军射杀，一天之内就阵亡2000人，血流成河），“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论是最初的利用义和团当炮灰，还是后来的紫禁城失守于八国联军，清军（正规军）惨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国内教科书上所说的武器装备“落后”。
实际上，当时由西摩尔率领前往增援北京的联军与聂士成率领的清军交战后夺取了西沽武器库，发现其中不仅有大量最新式的曼利彻式卡宾枪、数以百万计的子弹，以及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甚至还有最新式的德国克虏伯野战炮（这种新式重型火炮造价高昂，连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装备）。西摩尔随后在写给英国公使的信中称，单靠这批武器就足以武装整个八国联军——实际上，他正是靠清军这批在洋务运动中进口的大量新式武器装备成功坚持到了援军的到来。也就是说，导致当时清军“落后就要挨打”的，并不是武器装备，而且某种其他的致命“落后”因素。
于是，2个月后（8月14日），当八国联军从广渠门外的下水道攻进北京城时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数量远远超过联军的一大群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全都伸长了脖子在好奇的围观，甚至为了看得更清楚还站到了岸边的垃圾堆上；而那种兴奋与怡然的表情，很难想象他们正在面临敌军攻陷首都、清政府即将崩溃的巨变。
而这种致命的“落后”因素，用陈独秀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来说就是，“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然鹅，这个导致了整个民族愚昧落后的“停滞场”，却在陈独秀的深刻分析之后被神奇的流传了下来，并一直持续至今。用周EL的话说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而这一基本定性，也成了国内教科书对于义和团的“生动描绘”：它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将清政府的卖国投降面目暴露于国人面前，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义和团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最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那么，义和团到底是不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呢？
1899年秋，由朱红灯、于清水、心诚和尚带领的反教运动开始出现在鲁西北地区。9月，平原县发生了民教冲突，平原知县蒋楷前去弹压；22天后，朱红灯率鲁西北等地的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朱红灯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帜，并指挥拳民击败了蒋楷率领的勇役数十人。
随后，济南知府卢昌饴、统领袁世敦带兵前来，并劝谕朱红灯解散。于是，朱红灯在实施抢劫后开始转移。10月18日，朱红灯率2000多团民在森罗殿与前来弹压的清军700人激战数小时，击毙击伤清军10余人。在此次战斗中，拳民第一次自称“义和团”，而且此后这个称谓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义和拳最初的口号是“兴清灭洋”，因此其一开始的“身份”实际上是被（满族人的）朝当做“汉奸”来镇鸭的对象。
11月，朱红灯、于清水、心诚和尚开始率人对鲁西北各县的天主教教堂和教民频繁发起袭击。8日，在刘家集袭击教民，并袭击了长清县李家庄的李公堂家，夺取银钱、拐走其父，要求赎金二十千文。9日，掠夺王香老庄的教民；并于当夜入茌平张官屯，掠夺教民之家并放火焚烧，并杀害了教民王观杰；向马沙窝的教民父子三人勒索赎金。9日~11日，连续抢夺和绑架数个县、庄的教民，要求赎金。14日，烧毁博平县玉皇庙庄教堂与19户教民房屋。17日，朱红灯、心诚和尚袭击了吴庄、杨庄，得银七百两；当天，拳民就因分这七百两银子起了内讧。21日，朱红灯被拘捕；23日，心诚和尚被抓捕。25日，于清水到禹城县抓了教民作为人质，26日袭击了禹城的房家庄。
See？义和团起源时“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基本上都集中在抢劫、绑架中国人，勒索赎金（分赃）这些“朴素的”本能需求上。
由于山东的教会对朱红灯等人在鲁西北开展的反教运动产生了危机感，因此陆续与驻北京公使诉说极其危险的境况。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也不断增加，并将矛头直指毓贤（山东巡抚）。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毓贤将弹压匪徒的官兵以“擅杀之罪”论处，并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在各国公使的压力下，清于让步，于12月将毓贤解职并召回北京，由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的职务。12月24日，毓贤在离任前处死朱红灯、心诚和尚，并在离职后进京觐见慈禧，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
那么，这些根本不是“爱国运动”的反教运动，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甲午战争之后，在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呈现出繁荣景象的同时，国内自给自足式的乡村经济却更加凋蔽，底层民众生计举步维艰，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然鹅，国内媒体和教科书上从未提及的一个事实是，当时国内的民众并不知道中外之间已经达成了利益补偿原则：洋人建厂房、开矿山、修铁路所征用他们的土地，已经在双边或多边政府协议中达成了补偿机制，所有损失都由外国政府外国企业通过贸易或税收的方式补偿给了清政府或国内企业，由清政府负责这些失地农民的具体补偿。
也就是说，由于清政府的不作为，外国人的补偿没有下发给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则根本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洋人补偿“这一说。于是，信息的不对称，也让底层民众对洋人的仇视愈积愈深。实际上，尽管当时洋务运动已兴起了20多年，但绝大多数民众却依然愚昧无知，对义和团的各种神功和谎言毫无抵抗力。
例如，衡水沧州的反教活动。1899年10月30日，景州宋门镇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术。大师兄称可避枪炮，降神之后，令徒弟持枪射击，岂料枪子一发，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随后，拳民诬赖教民，说教民用物厌胜，故神术不灵，非将教民杀害补偿不可。两天后，上千名拳民来到宋门镇，试图以教民的血来偿还。知州王兆骐派军官前去说服，在拳民面前一连劝说了好几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门镇，但提出附带条件如下：官府出钱举办筵席、出300贯铜钱请戏班唱酬神戏、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最后，王兆骐因手下兵力不足而被迫妥协。
事实上，直到120年后的今天，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在国内依然广泛存在，而且还变成了监控、误导（带节奏）、删除相结合的三位一体模式。
例如，对于“涞水县教案”，国内各大App平台上广为流传的版本是：涞水县当地村民在张灯结彩庆祝春节时，基督教民们不仅冲到彩棚里辱骂当地百姓、打砸彩棚，而且还诬告百姓。随后，传教士给官府发文要求“严肃处理”；于是，地方官府让当地百姓道歉，还要他们宴请教民，甚至逼村民们跪在宴席前认错，最后还要“赔偿一万两白银”。此后，教民更加横行不法，甚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最后，当事人阎老福一怒之下，加入义和团，打死当事教民30多家。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义和团大辞典》中，对于“涞水县教案”的描述却是：1899年2月，涞水县高洛村村民庆贺神明，该村天主教民张才等人以有碍教规为由与村民发生了冲突。事后，该村村民联名禀请县令处理，县令高拙园派绅士刘坊、方开格二人前往高洛村，经查明劝谕完结。
但保定教堂的法国传教士杜保禄却不肯罢休，并致函涞水县令。清河道台随即委派易州知州前往涞水处理，经涞水县令、易州知州分别提审了阎洛奉、阎洛福等人，并无杜保禄所谈之事。
村民为了尽快平息这场纠纷，经阎肇修（阎洛福之子）通过北京西什库总堂的法国主教樊国梁，与保定教士杜保禄、安庄教士席宾议定了最处理办法：1．由村民立永不滋事字据；2．为安庄教堂席教士及教民摆酒席五桌；3．赔教民银250两；4．村中的公有树木归教民砍伐，此外还要阎洛福到安庄教堂叩头赔礼。
最后，此案虽然平息，但阎洛福却因被诬告而与教民结怨。因此，当义和团运动传入涞水县之后，阎洛福开始聚众练拳。
1900年5月12日，阎洛福等人邀周边县、州的义和团众1000余人，将高洛村教堂及教民房屋70余间全部焚毁，并杀死教民数人；随后，又攻打定兴县仓巨村，烧毁教民房屋十数家。5月17日，义和团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团民遭受极大伤亡，被迫向城北的石亭镇转移，与石亭义和团会合以壮大力量。5月22日，义和团设伏于石亭镇附近，一举歼灭杨福同（直隶练军分统）及所部马队70余人。
显然，对于这场由于村民被诬告而与教民结怨而引发的血案，国内各大App平台不仅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真实学术版本存在较大出入，而且也导致了国内许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事实上，自从慈禧批准义和团进京之后（这时义和团的口号已经变成了“扶清灭洋”），义和团也开始“更加横行不法，甚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
1900年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洋货铺、屈臣氏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同时，拳民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北京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儿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
很明显，这时的义和团既不“朴素”、也不“爱国”，其杀害的同胞数量不仅远远超过了洋人，而且残暴得令人震惊。
更加讽刺的是，在义和团失败之后，许多团民发现根本无法神功附体，于是纷纷转投教堂成为了教民，理由则是“我们的菩萨不灵，他们的灵”。
See？这时的义和拳，又从当初的“汉奸”变成了“二鬼子”、“假洋人”。
用卡尔·马克思在《CN记事》里的话说就是，“只有在CN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更加明显的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不仅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的，而且几乎已经成为了控制民众的唯一有效方法。而这也意味着，这种一直影响着国内的“停滞场”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人造的。
时间倒回70年前。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获得斯大林的信任、成为共产主义亚洲区的领袖，伟大领袖决意出兵朝鲜，并采用了“抗美援朝”的口号。于是，几年前还在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军的美国，就突然从盟友变成了头号敌人，引起国内民众的疑惑和焦虑。为了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195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市委一份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指示：“各地务必利用这次抗美援朝运动彻底清除各层人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
那么，究竟什么是“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呢？根据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秘书处”的有关文件显示，“根据我们在各方面所了解，今天广大市民群众中存在这些问题（原文共12条，以下内容为节选）：人家没有打到我们头上，我们为什么要去理他们？政府说今年底要解放台湾，为什么还没有解放台湾，是不是怕第七舰队？为什么解放后生活仍旧不好，还不如解放前好？美国不好，但为什么又拿救济物资给我们？你们说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我国的安全，但它也影响苏联的安全，为什么苏联不出兵？”
实际上，早在PLA志愿军进入朝鲜一周后，最高层就发出了《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明确要求“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之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并将“亲美”列为“反动思想”。
随后，有关部门将该文件里的“仇视、鄙视、蔑视”宣传主题进一步细化，具化为一整套“之所以必须如此”的理由，由此形成了一份题为《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该提纲列举了13条“罪状”来说明美国一贯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些罪状从1844年的美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说起，一直到国共内战期间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
然鹅，在最容易激起民众情感的日本侵华历史，提纲仅仅只提到1937~1941年美国卖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却对美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自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以及通过驼峰航线为中国运送大量物资（驼峰飞行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总共运输了77.7万吨物资支援中国，在此过程中，美军有509架飞机坠毁、81架失踪，人员方面共有1314名机组人员死亡、345人失踪）这些事实只字不提，似乎都要从国内民众的集体记忆里抹去。
尤其是对于“美国不好，但又为什么拿救济物资给我们”这个问题，该提纲更是莫如深。实际上，1941~1945年，超过2000万中国人都获得了UnitedChinaFund（美国援华救济会总会）的帮助，受益者除了战争难民，还包括16.3万多名儿童、30多万大中学师生。
在该提纲细化形成一周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怎样认识美国》提纲简要版，略去了细节，只列出了“仇视、鄙视、蔑视”这三大主题。从这时起，最高层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美宣传运动，简称“三视运动”。
于是，曾经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美国，就这样从亲密盟友变成了头号敌人。
70年后。2020年5月18日，新华社旗下《求是》杂志刊登了题为《科学家如何看待新冠病毒的来龙去脉》的文章，反复强调了“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最先出现”这一主题，并以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阿希什·贾哈博士4月接受CNN采访时的评论作为依据：“贾哈博士表示，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县两名居民分别在2月初和中旬死于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并没有外出远游的经历，更没有去过中国，这就说明早在1月中旬，甚至更早，病毒就开始在加州社区传播了。贾哈博士认为，美国有必要回溯1月甚至2019年12月的病例，搞清楚到底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新冠病毒的。”
然鹅，几天之后，阿希什·贾哈博士就亲自出面澄清了这种断章取义操作背后的真相：“我当时说的是，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例有可能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更早，有可能是1月初就到美国了，甚至有可能是12月底…中国到美国的旅行往来很多，我们认为这种病毒可能最早在11月中旬，就开始在中国传播了。所以完全有可能是11月中下旬有人乘飞机来加州、来美国，12月份我们可能就有了少量病例，尽管我怀疑可能是1月份。”
阿希什·贾哈博士还强调，“在我看来，（病毒）起源是毫无疑问的，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病毒来自中国。”
很明显，对于国内绝大部分吃瓜群众来说，这个信息是不可能被看到的，而这也正是“信息不对称”的核心精髓所在。
应该说，从70年前直到今天，“三视运动”这种简单粗暴的操作手法却基本上从没变过，原因很简单，尽管70年来国内人口从5.4亿增长到了14亿，但精神内核却并没有同步增长，甚至出现了严重倒退。
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则是，“在编造英雄事迹和民族功绩方面起作用的，是无知和民族虚荣心。”
如果说，国内对义和团的“英雄事迹和民族功绩”的定性、以及对美国从盟友变成敌人的“三视运动”，是为了创造某种“合法性”和操控性；那么，如今国内利用狭隘民族主义来带节奏的操作，更像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其中的商业价值则是靠一大批愚昧无知的智商税堆积起来。
例如，提出b理论的公众号还宣称，“鲁迅是个有点傻的文盲，是不是文化汉奸都不好说…火箭上天的技术原型，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串天猴，只是技术深度上复杂了一些，原理上并没有增加复杂性。”
然鹅，就是这个在串天猴“原理上并没有增加复杂性”的火箭上天技术，目前却在国内出现了尴尬的至暗时刻。从之前的火箭发射失败、到目前遥感33号卫星发射的星箭俱毁（火箭残骸甚至已经坠落到了老挝、柬埔寨境内），由于中美科技脱钩而造成的深远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最高层要求所有星箭上的芯片都只能用国产）已经越来越肉眼可见。
再例如，直接导致该公众号被封的文章《濒死：美国沉没》。该文章称，美国隐瞒死亡人数，事实上美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保守估计超过100万人”，尸体堆积如山、无法处理。因此，“美国把这些尸体，做成了冻肉”，做成“人肉汉堡包，人肉热狗，给其他的美国人吃掉了”。“美国人吃人肉是传统，他们也就是最近几十年才不吃”。
实际上，真正令人震惊的并不是这篇文章的内容，而是在短时间内就超过了百万的阅读量、以及753人的赞赏。甚至，还有人在评论中询问“人肉叉烧包会在美国流行吗？”，而文章作者的回复则是：“如果死了几千万人，吃人肉，应该会流行起来吧。”
是不是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也许，这个“停滞场”禁锢的不仅仅只是时间，还有人的心智。但问题在于，没人知道，国内究竟有多少依然活在120年前的人？这个“停滞场”又到底会在国内存在多久？
在《黑暗之魂I》中，乌拉席露（幽暗公主的故乡）的人们，由于人性被马努斯的深渊所吞噬而导致了异变，不仅头颅膨胀肿大，而且布满龟裂，“缝隙中有无数红眼球形状的瘤”。而这个红眼球的瘤，乌拉席露的人有、马努斯（“虽然看起来有些岁月，但无庸置疑是个人类；他的人性失去控制，成为了深渊之主”）身上有，甚至连恶魔遗迹的红蜘蛛、白蜘蛛姐妹身上也有。
也就是说，整个世界都因为人性失控而发生了变异。而深渊的出现，正是人性的失控所导致的。
而乌拉席露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在于，乌拉席露里的人早就把幽暗公主架空了，然后瞒着她做了根本不应该做的事情（刨开了马努斯的坟墓），用大蛇卡斯的话说就是，“这些人全都不管用，他们不懂真相的价值，只因自身的力量而心生傲慢。”
是的，黑魂是一种诅咒。如果没有它，这个世界也许便不会如此畸形，老魔女的火焰也不会失控、葛温也不会感受到会被人类取代的威胁、乌拉席露也不会被深渊吞噬、生命也不发生异变。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写道，我们不应当根据被奴役的人民的堕落状态，而应当根据所有一切自由的人民为反抗压迫而创造的壮丽事业，来评判人的天性是赞成还是反对奴役。我知道前一种人经常吹嘘他们在枷锁的束缚下所享受的和平与安宁，其实，他们是把悲惨的奴役状态称为和平。
奥斯卡·王尔德则说，盲目太久，会让人变得乖戾。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天性，如果没有什么能够唤醒它，心灵就会变成顽石。这样一来，尽管肉体还在吃喝享乐，但寓居于此的灵魂却会像但丁笔下布兰卡·德奥里亚的灵魂一样，全然死寂。
关于洋少
一位有心人而已。
平日诸事繁忙，也在为碎银几两操劳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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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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