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发布了《经济安全蓝皮书：CN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发展报告（2022~2023）》。
该蓝皮书报告称：改革开放至今，随着我国加入WTO，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我国工业产业体系不断完善。2008年，我国已成为拥有全工业门类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各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完备、成熟的产业链体系。
然鹅，这个蓝皮书的措辞却过于低调，完全比不上东方大国的官宣口径。
用东方大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钢在评述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时的话说就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
那么，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说法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实际上，这个说法的源头来源于2015年。最初的原始版本是“CN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成为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随后，又变成了第二个版本：“只有CN和美国是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中美毛衣战前后，又变成了第三个版本：“CN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也就是说，“CN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的说法并不是国际公认的结果，而是东方大国（简中网络）自封的结果。
而东方大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口径，则来自于原工信长苗圩4年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我国高度重视工业体系的建设，经过70年的发展，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工业门类的国家。”
而苗长之所以要使用“全世界唯一拥有”这样的说法，则是因为当时的场合是某个极其特殊的70周年大庆。
然鹅，这其中还有很多critical的致命问题，苗长没说。
2017年，东方大国管理层参照联合国《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分类标准，制定并发布了CN版本的国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那么问题来了。
拥有联合国或国标（GB/T4754-2017）里列出来的所有工业大类和小类，是否就能够100%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呢?
这时，中文的博大精深又一次震撼了所有歪果仁。
在国标（GB/T4754-2017）中，分类原则是先分大类，所有不容易归类的则都被统一划归到第9项（“其他”）。也就是说，国标第四级分类里的所有子类都不会超过9个。
例如，一级门类“C、制造业”之下的二级分类“33、金属制品业”，其下面的三级分类“332、金属工具制造”中，“3321、切削工具制造”就已经是该分类目录中第四级的最终分类了。而“3321、切削工具制造”在国标中的（全）定义则仅仅只是：“手工或机床用可互换的切削工具的制造”。
See？在博大精深的中文里，手工钻头、机床钻头等切削工具竟然都被简单的归为了一类。
显然，不论是对于金属制品行业、还是机床行业来说，这都是一种极其粗糙的分类。
实际上，这两类产品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差距：手工钻头low到直接在普通五金商店就可以买到、而机床钻头则高端到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
如果考虑到机床具的复杂性（功能分类包括车、铣、钻、磨轮、镗等不同具；具的材料又分为工具钢、硬质合金、立方氮化硼，等等）、以及被称为“工业之母”的机床对于整个工业的极端重要性，那么这个问题将更加不言而喻。
由此，也形成了一个极其尴尬的画面：当把国标里这些工业产业进行更细的划分后就会发现，一大波工业技术和产品在DFDG本土都是无法自给自足的。
事实上，在联合国定义的工业分类中，每一个最小的子类都不能算作一个市场、更无法定义某一类具体的产品或技术，只能作为宏观经济的统计门类。
因此，如果把这些产业分类不断细化，那么在精细化程度更高的分类中，CN制造不仅无法包括大分门类，反而存在着大量“卡脖子”的尴尬现实。
至于为什么要将联合国的“宏观经济统计门类”标准作为“完整工业体系”，则是一个具有东方specialcolor的送分题。
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完整工业体系”的标准呢？
如果将现有国标中的四级分类继续进一步精细划分，那么子集的个数将会呈指数级增长。例如，如果扩展细分至第8级子类，那么苗长当初所说的“666个工业小
类”将变成总数超过436万个子类（八级分类的最终子类总数的最大值为：666x9的4次方=4369626）。
显然，对于21世纪的人类工业来说，只有划分到这样的精度，评价一个国家的工业完整性才具有可操作性。
至于东方大国现有的工业体系是否能够覆盖这400多万个细分行业、以及对于这400多万个细分行业的覆盖程度究竟是多少，则是一个在东方大国本土连提都不敢提的问题。
如果考虑到东方大国的工业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扎堆在红海市场里拼价格成本、同类产品的同质化问题严重而对细分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那么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不忍直视。实际上，当工业体系的分级细致程度从目前的四级增加到更高级别之后，发达经济体的优势也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生产企业，往往都是针对细分市场。尤其是拥有大量隐形冠军企业和独家技术特色（中小）企业的德国和日本。
以“工业之母”的机床行业为例。
在口罩事件爆发之前的2019年，全球机床行业消费额为821亿美元。其中，机床消费额Top3的国家分别为：CN（223亿美元，在全球机床需求市场中占比为27.2％）、美国（97亿美元，11.8%）、德国（79亿美元，9.6%）。也就是说，东方大国进口机床的规模相当于美国+德国总和的1.3倍。一个无法回避+早已肉眼可见的现实是：不论是东方大国大飞机、军工航天制造中所需要的高端机床（以及具和材料），还是手机、汽车、医疗设备等一大波行业所需要的CNC加工中心，全都高度依赖于进口。而全球Top10数控机床制造商则全被日本、德国、美国企业占据，其中山崎·马扎克2019年的市场销售规模更是高达52.8亿美元。
显然，对于东方大国来说，“工业之母”的机床行业是一个根本不用细分至第8级就会被卡脖子的行业。
再例如，机床领域里非常成熟的加工技术：激光切割。东方大国从事这个产业门类的企业数量众多、大型企业也很多。如果按照国标的分类规则，激光切割大致可以进一步细分至第6级或第7级。
然鹅，当把分类进一步细化至第8级时，就会发现东方大国的激光切割设备企业基本上都集中某几个中低端门类，而大功率、特殊光源等高端激光切割设备则高度依赖于进口。如果进一步细分至第9级，那么就会发现该领域里（激光器在材料加工领域的应用占比约40%，其主要应用领域则是ICT领域、应用占比达55%）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有源光纤、特种光纤、激光头、运控系统、数控设备、系统软件、仪器仪表等核心零件，基本上都被德国TRUMPF，美国IPG、Coherent、II-VI、nLIGHT，瑞士Bystronic，意大利Prima等国际巨头垄断。
目前，东方大国激光产业的芯片大分都依赖进口（尤其是高功率激光芯片），主要国产替代供应商则是被称为“国内激光芯片第一股”的江苏长光华芯（该公司与被称为“CN第一大激光器厂商”、位于武汉光谷的锐科激光是关联企业，长光华芯第一大股东华丰投资的实控人为锐科激光的董事）。而其他宣称“拥有”相关激光芯片产品的企业基本上都没有实际应用的产品，只是外购芯片之后进行封装。但极其尴尬的是，不论是长光华芯、还是锐科激光，产品却都主要集中在中低功率激光芯片/激光器这样的红海市场。这也与美国IPG公司以高功率连续激光芯片/器市场为主（占比超过了70%）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在被IPG等国际巨头垄断的万瓦级激光芯片/激光器市场，不仅技术门槛极高，而且在东方大国本土企业中更是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更加尴尬的是，如果再进一步细分至第10级，那么就会涉及到激光芯片（工业激光器大多使用激光二极管进行泵浦，激光二极管由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热沉、相关结构件等封装而成）的核心制造设备：MOCCVD（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1968年，北美航空公司（罗克韦尔公司的前身）发明了生产VSCEL（半导体激光器分为两大类型：VCSEL/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广泛应用于光通信、光存储、光打印、汽车激光雷达、手机3D感应等领域；EEL/边界发射激光器，主要用于高数据速率的长距离传输）的MOCVD工艺。1980年代初，该技术开始进入实用化。1996年，霍尼韦尔将VCSEL商业化，VCSEL被用于鼠标和其他PC外围设备。2004年，Finisar公司收购了霍尼韦尔的VCSEL部门，并将该技术扩展到网络领域，作为运营商级数据网络设备的光纤到铜缆接口的光源。
而VSCEL真正开始“起飞”的时间，则是在2017年。
当时，苹果在iPhoneX中采用VCSEL实现了3D传感功能（iPhoneX中的点阵投影器、泛光照明器、ToF传感器3个传感模块均用到了VCSEL），尤其是在人脸识别模块（点阵投影器）中使用的VCSEL技术，不仅为地球人的手机“3D传感”铺平了道路，还直接促进了VSCEL的飞速发展。目前，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MOCVD早已成为了全球半导体化台物材料制备的关键技术，广泛应用于包括半导体器件、光学器件、气敏元件、超导薄膜材料、铁电/铁磁薄膜、高介电材料等多种薄膜材料的制备。而作为半导体激光芯片生产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设备，MOCVD设备的工艺、技术门槛极高，不仅可用于LED、功率器件等多个领域，而且也是激光芯片制造环节中最为昂贵的设备，占激光外延芯片几乎一半的成本。2021年，长光华芯的VCSEL系列产品才刚刚实现小批量量产，营收仅仅只有820万元，在其2021全年营收中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1.9%）。2022年，长光华芯高调官宣成为“国内首家引入6寸晶圆高功率激光芯片垂直整合产线的公司”，并表示该产线集MOCVD外延生长（通过化学反应使芯片的晶体层得以生长，在衬底上沉积氮化镓薄膜）、晶圆制造、器件组装、测试于一体。
而这条生产线上最核心的设备，就是德国AIXTRON公司生产的Aixtron2800G4多腔反应器。
几乎就在同时（2022年2月），东方大国LED行业排名第二的龙头企业：华光电也向德国AIXTRON公司购买了Aixtron2800G4-TM(IC2)和AIXG5+CMOCVD系统来生产MicroLED。至于这对于一个自称“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来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卡脖子，则是一个妥妥的送分题。实际上，早在长光华芯购买Aixtron2800G4的8年前（2014年9月），东方大国LED行业龙头企业：三安光电·厦门分公司就已经向德国AIXTRON订购了50台MOCVD设备，设备总价款约1.3亿美元。
2015年1月，三安光电今突然发布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调整厦门三安购买MOCVD设备相关事项的议案：为抓住市场先机、顺利完成厦门三安项目购置100台MOCVD设备并及时投产，现根据有关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美国Veeco公司50台MOCVD设备，以自有资金购买德国AIXTRON公司50台MOCVD设备。当时，这个美国人在东方大国本土直接从德国人已经吃到嘴里（已经与厦门三安签订了采购合同）抢单的事件，也引发了国际巨头之间一系列的争夺战。2016年10月，福建芯片大基金LP提出收购AIXTRON公司，但德国经济直接拒绝了对该收购的批准。2016年12月，奥巴马也下令禁止福建宏芯收购AIXTRON的美国业务（矽谷门）。2018年，三安光电的主要生产设备MOCVD已达近400台，产能则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显然，东方大国其实早就知道这个卡脖子问题对于“完整工业体系”来说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存在。
到了2023年1月，德国AIXTRON公司又正式发布了用于生产8英寸晶圆的最新一代产品：G10系列，主要面向MicroLED和激光领域。目前，该设备已经获得OSRAM（欧司朗）公司的验证使用，用于生产8英寸MicroLED晶圆。AIXTRON公司表示，从目前的订单情况来看，G10系列在推向市场的第一年之后就将为公司贡献40%的年收入。
这也意味着，长光华芯刚刚大肆宣传的国内首个6英寸晶圆生产线，已经变成了“过去时”的上一代产品。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MicroLED正是苹果、三星、台积电正在全力推广的下一代LED技术。目前，MicroLED的Top3应用市场为：智能手机、电视面板、车载显示面板。从2020年至今，东方大国本土的MicroLED项目投资规模已超千亿元。其中2021年开工投产的MicroLED项目投资额就达323.8亿元、新设立的MicroLED项目投资额达412.88亿元。
但尴尬的是，目前全球MOCVD设备市场基本上都被美国Veeco、德国AIXTRON、日本NIPPONSanso和NissinElectric垄断（由于日本政府对MOCVD设备实行出口禁令、仅限日本市场销售，因此全球MOCVD市场实际上主要是被Veeco、AIXTRON垄断）。
如果考虑到VCSEL在整个工业领域里的其他重量级应用（包括AR/VR、汽车激光雷达、车内传感、工业机器人、军事陀螺仪等），那么在这个万亿美元级别的市场中，美国Veeco、德国AIXTRON的核心制造设备“卡脖子”效应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对于瑞典、意大利、瑞士、新加坡这些工业和高科技强国来说，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显然比不上美国、日本、德国，为什么这些国家却从来没有为是否具备“完整工业体系”而焦虑过呢？
事实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绝大分国家都不会因为“卡脖子”问题而焦虑。
以东方大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来源：新加坡为例。
这个国土面积只有HK面积的65%、连饮用水都需要进口的弹丸之地，不仅已经取代HK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而且还被称为“亚洲半导体的桥头堡”。1960年代，在全球IT行业大发展时期，新加坡政府抓住机会、通过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说服）了一大波全球顶级半导体企业落户新加坡。当时，新加坡不仅与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DTA协议（避免双重征税、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还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透明和公平的市场环境，既没有外国所有权限制、也没有外汇管制。1968年，新加坡取消外汇管制，实行完全自由贸易。正是在这一年，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总位于加州圣塔克拉拉，2011年被TI收购）在新加坡成立了第一家组装和测试工厂。而TI则在新加坡成了其在亚洲“唯二”的分公司（另一家分公司在日本）。第二年，TI也在新加坡建立了工厂。第三年，西门子半导体（英飞凌的前身）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家半导体封装测试厂。
到了1986年，新加坡已成为全球第二个进入半导体代工业的国家。在此期间，不仅英飞凌、美光、惠普、意法半导体等fab大厂纷纷都在新加坡建厂，而且还有TI、NEC、Hitachi、AT＆T、AMD、Harris等超过15家以上的国际fabless巨头全面进驻新加坡。1990年代，除了CSM（特许半导体）、UTAC两家新加坡本土企业之外，新加坡的半导体行业基本上全都是外资公司。正是这些跨国企业将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等相关技术引入了新加坡。到了2009年，新加坡的半导体产能占全球半导体产能的比重已从2001年的6.3%几乎翻倍至11.2％，成为仅次于台湾地区的亚洲半导体生产中心。
2014年，新加坡电子行业产值为840亿新元，在新加坡整体制造业中的比重为28.96%。随后，联发科、锐迪科、恩智浦、美光、英飞凌等外资纷纷在新加坡扩大投资（星朋金光、CSM、UTAC等新加坡本土企业则相继卖身退场）。
2020年，新加坡电子行业产值占其整体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已经猛增至46.3％。口罩事件爆发后，全球产业链开始进入肉眼可见程度的迁移浪潮。而在这个史上规模最大的供应链迁移浪潮中最“高反差”的画面，则是新加坡的新一波半导体发展浪潮、与号称“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东方大国的“卡脖子”焦虑之间的鲜明（讽刺）对比。
2021年，美国GlobalFoundries宣布投资40亿美元在新加坡新建一家半导体工厂、德国Siltronic斥资22亿美元、美国AMAT（应用材料公司）斥资4.5亿美元在新加坡新建的晶圆制造厂也双双破土动工；法国Soitec则投资3.26亿美元将新加坡工厂产能扩大1倍（年产100万片晶圆）。2022年的4月，全球汽车芯片巨头安森美宣布将在上海的全球配送业务整体迁至新加坡。目前，半导体产业占新加坡GDP的比重已达7%、占新加坡制造业的比重超过了25%。全球40家fabless、14家晶圆厂、8家特制晶圆厂、20家封测公司以及一大波上游企业（包括材料、制造设备、光掩膜等产业的相关企业）均云集于新加坡。
其中，TI、意法半导体、英飞凌、美光等巨头的亚太总均设在新加坡；AMAT、泛林、爱德万、泰瑞达、TEL等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的区域总也在新加坡。根据ICinsights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新加坡占全球晶圆厂产能的近5%，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中占20%的市场份额，全球Top10晶圆制造设备公司中，有9家都直接从新加坡的供应商采购。而且，新加坡政府目前还在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政策、研发支持政策来进一步吸引FDI投资。至于为什么在长达55年的时间里（从1968年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第一个投资新加坡开始），半导体产业基本上全都是外资企业的新加坡从来都没有为卡脖子问题而焦虑、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强大，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送分题。
用贝恩咨询的董事特拉·斯科特的话说就是，新加坡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它“由全球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组成的庞大生态系统”，同时，“新加坡在地缘政上相对中立，因此不太可能受到地缘政冲突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全球半导体巨头和（供应链）合作伙伴都愿意在新加坡、而不愿意在东方大国建立生态系统呢？
显然，这个问题连送分题都算不上。
如果考虑到半导体产业之外的其他高科技行业，那么这个问题将更加不言而喻。例如，新加坡不仅制造了全球70%的半导体引线焊接机、以及2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而且还是是全球第五大精炼油生产国，全球超过100家石油、石化和特种化工跨国公司都集聚于此。又例如，新加坡几乎云集了全球Top10药厂、全球收益最高的Top10药物中有4种都是在新加坡生产，同时还生产了全球约30％的助听器。同时，新加坡还是全球
宇航产业链的关键保养、维修、翻修、制造节点，全球130多家跨国航空航天企业都聚集在新加坡。似乎，连饮用水都需要进口、玩欢乐棍都需要去马来西亚·新山的新加坡人，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完整工业体系”和“自给自足”的问题。与之相比，号称“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东方大国的半导体行业，却始终活在卡脖子问题的焦虑和恐惧之中。
由此，也引申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东方大国会为了其他主流国家根本不存在的“自给自足”问题而焦虑？
2014年6月，马云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我们经常说生意越来越难做，其实生意从来就没有好做的。但是你要相信，30年后的今天，CN企业一定比今天好，一定比明天大。30年后，富人一定比今天多，30年后的文化一定比今天丰富多彩。”4年后（2018年10月），马云在以色列创新中心开幕式上演讲时，结尾最后一句话是：“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大分人都死在明天晚上。”如今，仅仅还不到十年，马云就从当初言之凿凿预言的“30年后”，直接提前死在了“今天晚上”。
拉罗什福科在《道德箴言录》中写道，骗人而不为人知异常困难，相反，自欺而不自知却十分容易。
楼下保安则说，当你发现全世界都在逆行的时候，那么就算拥有了地球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依然不会有安全感。
关于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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