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奶包的大叔
截至7月24日，“寻秦记”里人间蒸发的剧情已经上演了整整一个月，男主角却依然处于音讯全无的失踪状态。
7月19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东方大国驻美大使谢锋被问到基辛格这次访问期间是否会在帝都见到QG时的回答是”let’s wait and see”。
对于这句英文，东方大国本土媒体都将这句话翻译成了“让我们拭目以待”。但这个翻译却很可能与谢大使想要表达的本意完全不同。
国际社会认为，谢大使的本意其实是要告诉外媒记者，东方大国最高层决定QG的“去向问题”需要时间来等待相关“程序”的完成。而谢大使公开表态的这句话也意味着QG以外长身份再次现身的可能性已经接近于零，而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从追踪QG的“下落”变成了分析（wait）QG的“下场”。
于是，就形成了曾经的弱国无外交、如今的东方大国无外交部长的魔幻画面。
对此，美国白宫官员直白的指出，QG长期缺席公众视野的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可能会对美中关系产生的不利影响就越大，不仅影响到某人是否会在11月前往美国参加APEC峰会，而且还会阻碍中美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国际贸易领域，东方大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毫无进展可言，而且还已经陷入了crisis的境地。
7月16日，英国商业与贸易大臣KemiBadenoch在新西兰奥克兰正式签署条约，确认英国加入CPTPP。至此，目前CPTPP组织已有12个成员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马来西亚、新加坡、智利、秘鲁、越南、新西兰、文莱）。
于是，就形成了原WTO群已经被（实质上）“解散”、并被USMCA（覆盖全球外贸总量的28%）和欧盟共同市场协定（覆盖全球外贸总量的18%）以及CPTPP取而代之的尴尬画面。
更加尴尬的是，就在英国正式加入CPTPP的同一天，CPTPP成员国部长级会议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暂不接受CN的入会申请。用参加本次部长级会议的澳大利亚官员的话说就是，CN在短期内都不可能加入CPTPP。
很快，这个重量级的消息就在东方大国本土被全面删除封禁。
事实上，对于加入CPTPP必须满足的5个条件（稳定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开放且自由的经济环境、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具备长远的市场潜力值、其余会员国的一致同意），东方大国在“稳定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开放且自由的经济环境、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这三个硬性条件上都不符合。
如果考虑到东方大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的一些（一大波）法律条款上与CPTPP存在的根本性冲突，那么这个结局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早已注定。
3天后（7月19日晚间），东方大国最高层官宣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江湖上简称为“31条”）。
实际上，在2005、2010、2012、2015、2019年，东方大国最高层就已先后5次发布了同类主题《意见》文件，合计共173条。而这一次最新发布的“31条”，不仅是继2005和2010年发布的新旧“36条”后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文件”，而且当天东方大国官媒还一口气发布了10条与民营经济有关的官宣新闻。
力度之大、内心之焦虑，可见一斑。而在这背后，最高危（没有之一）的系统性风险则是东方大国在已经陷入经济crisis之后所面临的“史无前例”失业率。
根据东方大国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官宣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青年失业率为21.3%。
对此，北大国发院研究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却在《财新》上公开撰文指出：若将约1600万名躺平、啃老等不工作者均视为失业，那么3月份的真实青年失业率实际上已经高达46.5%，相当于当月官宣数据（19.7%）的2.4倍。
没人知道（敢问），在如今如此白色恐怖环境下却如此敢说真话的张教授（以及敢公开发文的《财新》）究竟会面临什么样的（杯具）结局。
唯一能够确定的，则是当初让哈佛一举树立在经济学研究领域top地位的计量经济学。
时间倒回100年前。
1919年，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得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尽管其因主张自由主义资本经济制度而与凯恩斯理论间相互对立，但其并不是奥地利学派成员。1932年，在纳粹兴起之后，熊彼得移居美国，并在哈佛经济学系任教；正是其在哈佛任教期间引入了计量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才最终树立了哈佛在全球经济学研究领域的top地位。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过观察经济现象、建立经济模型，来分析单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局限在于，很难对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而计量经济学则以数理经济学、数理统计学为方法论基础，让经济学对于经济现象从以往的定性研究扩展到同时可以进行定量研究的新阶段。计量经济学的两大研究对象为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alData，归纳不同经济行为者是否具有相似的行为关联性，以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现相关性）、时间序列数据（Time-seriesData，主要分析同一经济行为者不同时间的资料，以展现研究对象的动态行为）。
现代新兴计量经济学研究则更进一步，切入同时具有横截面及时间序列的资料（每个横截面都同时具有时间序列的观测值，这种资料称为paneldata），通过追踪资料研究多个不同经济体动态行为之差异，来获得比单纯横截面或时间序列分析更丰富的实证结论。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在回归模型中对一组检验进行诠释，进而揭示因果关系是可行的；其提出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定”理论不仅仅只在经济学上使用，而且也广受实证社会科学援用，以强化回归分析的说明力，提出更精致的因果关系论述。
而对于经济行为者与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熊彼得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提出了著名的经典理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贡献者，只有当企业家喷涌出现的时代，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真正繁荣的时代。”
事实上，东方大国的民营企业不仅提供了超过8成的就业机会，而且早已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核心引擎。
用《经济日报》的官宣社论来说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用东方大国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的话说则是，“在就业上，2022年规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提高至48.3%。在数量上，2022年民企数量占比增长到93.3%。在外贸上，民企从2019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2022年占比达50.9%。”
然鹅，东方大国管理层几十年如一日的资源错配问题，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却从来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Top10榜单中，东方大国3家上榜企业：国家电网（排名第二）、中石油（第四）、中石化（第五）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央企。正是在这一年（2021年4月），东方大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反垄断法》的名义开出了史上金额最大的天价罚单：对阿里、美团分别罚款28亿美元、10亿美元。
到了2023年7月，东方大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又对腾讯财付通、蚂蚁集团分别罚款29.93亿元、71.23亿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则是东方大国管理层对垄断程度更高的国企央企反而（几十年如一日的）熟视无睹。
而对于东方大国的广大“打工人”来说，这个“高反差”的画面则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的悲催画面。
用东方大国电力监管委员会原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正斜尾圆邵秉仁的话说就是：全国7个垄断行业职工仅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8%，但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全国总额的50%以上。2005年，电信、金融、水电气供应、石油、烟草、电力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他们的收入却超过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半以上（55%）。
实际上，这些国企央企和事业单位不仅都具有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定价权垄断的多重特点，而且也是周公子、北极鲶鱼祖传三代“扎堆”（垄断）的地方。
例如，被称为“最牛烟草局长”的广东省汕尾市烟草局长陈文铸。
2011年1月，东方大国第一官媒XHS连续播发多篇关于“最牛烟草局长”陈文铸的相关报道。而作为汕尾市烟草专卖局成立以来的第三任局长，陈文铸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该烟草局首任局长（蔡秀任）的亲外甥。
随后，又爆出了35个与陈文铸有关的亲信名单，且绝大部分都是汕尾烟草系统的在职人员，职务也涵盖了从副总经理到财务、营销、仓库、监察审计等核心部门，以及办公室资料员等所有职位。
其中，通过陈文铸进入汕尾烟草系统的不仅包括其胞弟、弟妹、妻弟、堂弟、表弟等一大波亲戚，还有其司机、生意伙伴、结拜兄弟，甚至连其女儿的家教也被提拔为“汕尾烟草物流中心主任”。
显然，对于东方大国“打工人”来说，这些地方连进去的门都找不到。尤其是东方大国顶级Top4央企（润、信、保、招），对于打工人来说更是“神话”一样的存在。
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大国广大打工人“生得随机、活得憋屈”的悲催画面。
而这个画面，实际上也是为什么东方大国不符合CPTPP三大硬性条件（稳定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开放且自由的经济环境、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的最现实写照。
7月17日，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投资数据：2023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3113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0.2%。
如果考虑到财爸发布的数据：2023年1-5月，国有企业总营收329110.6亿元、同比增长6.2%，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7838.1亿元、同比增长10.9%；那么这个极端“高反差”的画面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实际上，这也是市场对于这次最新发布的“31条”做出“反向效应”的原因。
就在“31条”发布的第二天（7月20日），A股上证指数和深证指数分别下跌0.92%和1.06%；通过“港股通”净流出HK股市的资金则为113.45亿元，净卖出138.34亿元。7月23日，A股三大指数（上证、深成指、创业板指）依然继续下跌。
显然，这也是市场对于东方大国是否满足CPTPP”稳定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开放且自由的经济环境”两大硬性条件的最现实注脚。
用欧盟CN商会对于“31条”的表态来说就是，有意义的改变来自于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承诺，“在CN经营的欧洲企业已经习惯于CCP发表全面的亲商声明，但却很少采取具体行动。”
由此，也形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东方大国的经济驱动因素，二八原则已经完全逆转，从以前的80%靠“内因”（最高层出台经济政策），变成了现在的80%靠“外因”（对外贸易、国际关系、外资）。
用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在7月19日的国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话说就是，“外贸确实面临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和难预料的因素，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互交织，形势极为严峻。一方面，全球经贸增长乏力。另一方面，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在上升。部分国家强行推动脱钩断链，以及所谓的’去风险’，人为设置障碍，阻碍正常的经贸往来。企业反映，个别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导致了订单和产能被迫向外转移，损害的是供采双方的经济利益。”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也是东方大国官宣首次公开承认“订单和产能被迫向外转移”。
根据东方大国发布的最新官宣数据显示：2023上半年，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其中，出口11.46万亿元，同比增长3.7%；进口8.64万亿元，同比下降0.1%。
然鹅，对于按美元计算的结果，官宣却只字未提。
实际上，按美元计算，东方大国2023年6月的外贸出口、进口同比增速不仅均为负数，而且还是大幅负数（分别为-12.4%、-6.8%）。
同时，与2022H1的官宣出口数据（出口金额17322.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相比，东方大国2023H1按美元计算的外贸出口金额（约合16371.4亿美元）同比增速实际上也已经变成了负数（-5.49%）。显然，这也是东方大国官宣绝口不提美元数据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以全球经济的“金丝雀”：韩国为例。
2023年2月，韩国贸易协会副会长郑晚基在表示，韩国目前出口低迷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出口产业（主要以半导体、石油产品、钢铁制品、乘用车为主）由对经济变动敏感的中间产品为主的产品群构成。
实际上，在每次经济危机时，以中间产品为主的韩国外贸出口都会比全球贸易的（趋势）波动幅度更大，因此也被称为全球经济的领先风向标。
而对于2023年来说，CN经济的恢复程度、以及俄乌战争则是影响韩国出口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韩国最大的出口目标国CN,2023年3月，韩国对CN出口同比下降33.4%、拖累韩国整体出口8.2个百分点，远远高于韩国3月对欧盟的出口降幅（同比下降1.1%）。如果考虑到韩国3月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长1.6%,那么这个“高反差”的画面就更加不忍直视了。
而这个“高反差”的画面也揭示了李司长只字未提的一个真相：对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来说，CN进口规模出现连续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需求萎缩、尤其是出口订单的大幅萎缩。
如果说，韩国2023Q1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下降是因为高通胀；那么，韩国对CN出口的大幅下降（主要是ICT半导体产品，约占三分之一），则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陷入deep衰退的现实注脚。
根据IDC于4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Q1,CN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大幅降至6544万部，同比减少了11.8%，并且已经是连续8个季度同比下降。
而这个时间点，距离镁光封禁事件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5月中旬）。也就是说，韩国芯片对CN出口在2023Q1同比减少120亿美元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采用了长江存储和长鑫的内存、也不是因为美国人不让韩国抢镁光的市场份额，而是因为CN的市场需求大幅萎缩（手机出货量连续大幅下降）。
如果考虑到镁光封禁事件对于韩国芯片影响的仅仅只是存储芯片、而在韩国对CN出口的所有芯片中“非存储芯片”的规模更大（占比近7成），那么这个deep衰退的画面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由此，也引申出了李司长所说的“脱钩断链”问题的真实画面（远远超过李司长的轻描淡写）。
2021年，东方大国还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约占韩国出口总额的三成。到了2022年，根据韩国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2022年对CN的货物出口规模（1220亿美元）下降了10%，而同期对美国的货物出口规模（1390亿美元）却增长了22%以上。
实际上，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韩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史上第一次超过CN。
到了2023Q1，韩国国际贸易协会表示，在2023年的前三个月，韩国对CN的出口自2005年以来首次降至总量的20%以下。
到了2023H1,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显示，韩国上半年对CN的出口规模同比下降了26%,对美国、欧盟的出口规模却分别同比增长了0.3%、5.7%。
对此，国际市场普遍认为，东方大国对于韩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用韩国央行行长的话说就是，“CN经济繁荣（为韩国经济）带来的长达十年的支撑已经消失了。”
韩国央行行长的这句话，也成为了李司长所说的“另一方面”的最现实写照。尤其是对于东方大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美国）来说。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9481亿美元、连续第3年创下历史新高。
这个数字，不仅比美国2021年的贸易逆差水平（8451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2.2%，而且与2017年相比更是直接翻倍。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则是美国外贸进口的急剧上升，从2021年的34020亿美元跃升至2022年的39580亿美元。
也就是说，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进口订单需求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大幅增长。
唯一出现下降的，反而是东方大国在美国进口订单中的比重。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美国2022年从东方大国的进口额为5370亿美元，低于美国从欧盟的进口额（5530亿美元）。实际上，这也是东方大国自从成为世界工厂之后的史上第一次（不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021年，东方大国Top9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分别为：美国（CN对其贸易顺差为3574亿美元）、荷兰（792亿美元）、印度（616亿美元）、英国（554亿美元）、墨西哥（437亿美元）、越南（428亿美元）、菲律宾（293亿美元）、波兰（281亿美元）、西班牙（214亿美元）。
也就是说，东方大国2021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规模，已经相当于第2〜第9大贸易顺差来源国的总和。2021年，美国不仅在东方大国外贸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高居第一（17.2%），而且在东方大国全部贸易顺差来源中的比重更是高达52.8%。
一个被东方大国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瓜众忽视的事实是，自从东方大国成功加入WTO之后，美国就已经十几年如一日的是东方大国最大的外贸顺差来源国。而这个事实也意味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真金白银”的最大来源国正是美国。
然鹅，到了2022年，一切都变了。
2023年3月，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和DHL联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直白的指出美中贸易关系已经开始呈现脱钩的“总体格局”。该报告指出，2022年，CN进口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例已从2017年的21.6%下降至16.6%，2022年美国对CN出口商品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则从2017年的8.4%下降至7.3%。
到了2023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2023年1-5月，美国从CN进口的金额为1690亿美元（同比下降25%），低于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金额（分别为1950亿、1760亿美元）。美国对日用品、电器等范围广泛的CN产品进口量均有所下降，半导体进口额则直接减半。
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在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则进一步显示，截至2023年5月底，CN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重已经下降至7.7%，几乎已经倒退至其加入WTO第二年（2001年）的水平。
目前，作为东方大国20多年来最大（没有之一）的贸易顺差来源国，美国的Top2进口来源国已经变成了墨西哥、加拿大，Top2的进口来源地区则是欧盟、东盟。
更加尴尬的是，同样的剧情，也发生在东方大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身上。
尤其是当欧盟委员会主席和德国总理都在强调“去风险”、以及刚刚结束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发表的（强硬）联合声明（详见2023update27）的现实情况下，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已不言自明：当一个外向型经济体赚取真金白银的主要来源国，已经被俄乌战争（以及可能发生的下一场战争）和《Spy法》变成了enemies的时候，其损失的就远远不只是真金白银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杰克森•麦肯锡说，他们会激起你的极端情绪，然后反过来指责你。你被他们这些行为激发的所有情绪，都会被他们用来从下一个目标那里博取同情，用来证明你变得多么歇斯底里。
楼下保安则说，即使没有学过国际贸易学的人也知道，如果你发现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都在“逆行”，那么距离你发现自己的财富消失也就不远了。
关于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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