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蛮
今天我在这里要讲述的，是这个国家在基层政治治理上的核心特征——科长治国。理解了这个词，就理解了真正的底层中国。
清代后期，我大中国的基层政治模式乃是经典的“胥吏治国”模式。清代国家财政供养的官员最低一层是县令，光杆县令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履行任何治理职能，于是他只能求助于胥吏，也就是临时工。临时工的收入不能指望国家财政，于是只能增加地方上的苛捐杂税。然而，各位你们必须知道，事实上，县令才是临时工，干三五年铁定要走，在地方上毫无根基可言，想要动员全县征兵征粮兴修水利，根本就无从着手。而胥吏才是终身任职，到清代后期，每个县的胥吏人数少则五百，多则过千，按你征粮征税到维持治安查处案件，全都由胥吏负责，他们掌控了真正的政治资源，具备真正的动员能力。没有胥吏，县令就是个摆设。
所以清代后期，终于发展出了全新的底层政治规则——县令每天收点小礼，深居简出，窝在衙门里当吉祥物，熬资历等升迁；胥吏老爷负责具体办事，掌控实权。久而久之，国家的征税规模，还比不上地方上的杂税规模的三成。并且，国家的正税可以不交，地方上的杂税事关本地胥吏老爷的生死，那是绝对不能不交的。对老百姓来说，县令老爷太遥远，还是面前的胥吏老爷每天都能看到，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的俗语，就是由此而来。
到了今时今日，在政体上我们固然是吸取了满清的教训，基层政府的办事人员全部纳入了财政体系，吃公家饭。然而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底层办事人员是不是能吃上财政饭，就算吃不上他们本来也能想办法吃上。问题的本质在于，距离民众最近的是谁？距离民众最近并且能够终身任职的官员，必定能够掌握真正的权柄。
我大中国当下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比如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学校医院等纯事业单位就不考虑了），总人数约九百万人。注意这个数据已经有八年没有更新过了，我这里是根据八年前人社部发布的七百万公务员的数据，再结合这些年来的公务人员扩张和改编情况进行的合理推测。其中省部级（含副部级）及以上人数约三千人；厅局级干部（含副厅级，以下同）人数约五万人；县处级干部人数约七十万人；科级干部人数最多，包含副主任科员级的总人数约三百万人，乃是最常见的官职。科长，是活跃在每个老百姓身边的最接地气的官僚。
如果再考虑在体制上高度模仿政府而设立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比如故宫博物馆；以及类似铁路总公司烟草总公司和移动电信石油石化这种政企合一的单位的话，那么公务人员总人数将超过一千五百万，而科级干部总人数将超过五百万人，县处级人数增加到八十万（级别再往上的领导干部人数则没什么变化了不过我不告诉你们为什么呵呵呵）。即便是分散到14亿国人里，这五百万科级干部，也是一股相当庞大与醒目的力量了。
更关键的情况在于，每100名科长，只有16名有可能晋升为处长，顶上就这么多位置。而处长就不再是终身任职了，他面对的是相对严厉的调任体系，经常要被揉来揉去，常规就是两任一调，厅级以上更往往是一任一调。这么总结起来看，处级及之上的官员，全都是临时工，唯有科长根深蒂固！
这种体制长期运行下来的结果，就是在基层出现了一大批40-50岁的科长，他们经验丰富，在相同的岗位干了一辈子，也因此结交了职务相关领域的所有其他科长们。即便是不刻意，他们之间也能形成相对稳固的同盟。处长们、局长们、市长们、部长们乃至是中央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将要最终下发到科长手里，由科长们学习领会之后，明确方向把握尺度，落实到实际的管理业务之中。这种现象，也就是“科长治国”！
举例而言，就当前国家统一放开户籍限制的政策走向，我可以在这里拍胸脯说，执行得一定不会通畅。因为这事很明显在动科长们的蛋糕。原本外地人要落户，是需要提供各种证明材料的，单单其中一样莫名其妙的“无犯罪证明”就足以让人跑断腿。科长们可以要求你证明自己是自己，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觉得你就是你，无需证明。现在国家政策宣布可以自由落户了，那么这些证明自我证明的材料还要不要？如果不要，谁说了不要？如果还要，要到什么程度？部长厅长们想都没想过这世上还有这么细致的执行问题，处长们想到了，不过他们一方面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中其实也人微言轻，另一方面也确实无法与科长同盟相对抗。所以放开户籍的口号喊完，接下来政策如何落地，其实是非常头痛的事，现在也没见到配套文件出台。
再举例来说，ETC的推行不是很成功，这当然是因为剥夺了科长们的权力，科长们集体不配合所致。高速路费的收取和分配权原本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各省市的科长们在长年的博弈中早已制定了各自认可的规则，比如广深之间的高速走法，即便是从相同的上下点走，发达的高速路网也决定了中间可以超过十种走法，可能会路经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市。各地的科长们坐下来统一计算了最佳的路费收取方案以及分配公式，并时时调整。这些博弈，决定了各位可以方便快捷省心的在高速路口“滴”一声的完成缴费。而现在科长们被屏蔽在整个ETC收费系统之外，甚至这个系统还打算以消灭科长为目的，而各省市对高速道路的分别投资、分别收回的体制又没有根本改变（不能理解这一点的同学好好回想一下，同一条高速在有些市域路况更好并且有密集的路灯，有些市域路况破破烂烂黑灯瞎火的原因是什么），那各种矛盾必然会在收费环节爆发出来，让整个收费系统的计费公式混乱不堪，甚至无法形成运算闭环，让用户体验下降到冰点。
在另一方面，反过来看的话，科长们集体想做的事，那也是一定能办得成。譬如把故宫办成商务休闲中心，各色人等只要走通科长们的门路，就能在闭馆期间悠闲的开车进来参观游览，几乎完全不受限。这种事你要走正规报批通道根本就不可能办成，但是私下找找科长们，就是很容易的事，毕竟科长们手里拿着钥匙呢。对科长群体的所作所为，馆长也只能视而不见。毕竟严格说起来，馆长只是临时工，干五年就要退了，科长才是故宫那块地的真正主人。
所以，从这件事讲开去的话，对科长有利的改革，就可以很容易的推进，反之则困难重重。一切经济与政治变革，都是在与科长谋皮，与科长分食。科长多一口，则变革短一寸。设计出让科长们无从下嘴的改革路径，就是我大中国最大的政治智慧！舍此再其它！
关于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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