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蛮
这篇文章将要讲述的，是我大中国真正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基于这种模式，我国应该建立起怎么样的行政体制。这里预设的前提是：行政体制必须适应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这种前提乃是终极性的前提，不适应经济模式的行政体制必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面临不得不改革的窘迫境地。
我大中国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最开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全面的国有体制。所有的资源管理权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所有的商品价格都由中央统一制定。然而中央过于脱离现实，中央统一制定的价格与现实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差，由此导致贪腐横行，权贵阶层可以凭借其特权低价获得紧俏商品然后高价转卖，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这种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几乎割裂了社会，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从1990年代开始，经济管理权限就逐步下放，先是下放到省，然后逐步下沉到了地市。刚开始是叫做“地区”，这个概念比我们现在理解的“地级市”的概念要稍微大一点点。后来地区逐步取消，地级市逐渐成型。到1994年之后，我大中国建立起分税制体系，经济模式就此成型：地级市拥有了全面的经济管理权限，包括人口的管理权、地方财政收支的预算管理权、教育和医疗的管理权、市政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权、区域内各项矿产资源的管理权、产业规划和建设权等等。这意味着人、财、物、事的管理权全面下放给了地级市。
从1994年之后，地级市就成为了支撑中国经济的真正主体：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经济竞争。政府进行统一的产业规划，统一的招商引资，引导市域范围内的产业发展方向。东莞政府一手打造起以台湾电子企业为主的电子产业，泉州政府则鼓励市民发展起了完整的服装鞋袜产业链。一旦某个产业被某个城市抢走，其它城市基本上就没有了染指的机会。今时今日一个中部城市想要在陶瓷行业插一把手，先要问问佛山政府是不是答应；柳州政府如果看北海政府不顺眼，将汽车零配件的进口港搬去防城港，北海政府就只能饿死。
城市竞争的过程事实上相当的惨烈，所有城市的主官都有与周边城市竞争某种核心产业的惨痛经历，这些故事说起来都是一箩筐一箩筐的。为了让富士康落户郑州，郑州的主官没少干跪在地上唱征服敬酒的事。而为了吸引丰田落户广州，广州政府大手笔的修了一条从市区直通南沙的城际轨道，还差点因为没拿到批复就开工而挨了处分。没有产业就没有人，就没有钱，就无从发展城市配套，就更加吸引不到产业。如此恶性循环，城市就沦为了经济建设中的失败者。
从1994年之后我大中国官场所谓的“唯GDP”论，事实上就是残酷的“唯城市竞争论”。GDP，只不过是衡量城市竞争成败的指标而已。成功者可以就此上位，而失败者则抬不起头来。在这种体制下能够脱颖而出的地方主官，事实上都有着丰富的产业发展经验，能够充分运用自己城市的相对优势，并凸显竞争对手城市的相对劣势。比如有交通优势的就发展重工业，有走街串巷传统的就发展商贸业。而这些，恰恰就是对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理论的真正适用，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源。
到201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逐渐丧失增速，在体制上的原因在于：我国一直没能真正建立起适应城市竞争经济模式的行政体制。明明经济主体是地市，但是在行政体制的安排上，居然完全看不出来。从国家级的各部委，到省级的各厅办，到地市的各局处，再到区县的各科室，所有的架构都是完完全全的重复设置。
省级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具有实务管理能力。各省级厅办除了文件的上传下达之外，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举例来说，1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须先经省政府审批后，再报国务院批准。在这整个审批过程中，省政府的审批环节事实上可有可无，因为最关键的“建设用地指标”只能由国务院批。而在报国务院批准的过程中，省政府也起不到任何协助报批的作用，具体的汇报以及指标争取，都必须由地市派专人负责。至于其它的实务性厅办，比如环保厅，比如建设厅，比如民政厅，事实上都已经与实务完全脱离。这些厅办所涉及的社会资源的管理权限，事实上都已经下放给了地市，省厅所起的作用，无非是事后监督而已。然而事后监督的权限，事实上可以全部交给类似于“监察委”这样的专门监督机构行使。没有必然在所有的事务条线上，都设一个厅办。
今时今日省级政府最大的职能，其实就是财政和经济竞争上的协调职能。在财政上，收富裕城市的税收，以补贴贫穷的城市。这个工作其实归属于国务院，也就是财政转移支付，不过在省内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职权。在经济上，平息各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并禁止各地私设产业门槛，保证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产业发展环境。如此看来，省级政府需要保留的，只剩下财政厅和发改局。考虑到行政复议的需要，法制办或法制局也可以保留。如此而已。
在区县层面。区县级政府的管辖半径太小，根本就不具备统筹资源发展产业的能力。区县政府现在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形同虚设，不具备像样的行政权力。在三四线以及以下的城市，也只不过是具备一定的民生管理和服务职能，比如管养老，管治安，管计生之类。这么看起来，区县级政府可以整体撤销，原区县级的各专业局可以直接转为市局的派出机构，镇街办可以直接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
以今时今日的交通和信息处理能力，市级政府直接管到最底层的镇街，管到居委会和村委会，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度。城市的管理半径达到100公里，车程也只不过是一个来小时而已，但100公里的半径，已经可以覆盖3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而中国29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都屈指可数。在管理上，市直管到底，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虚化省级管理职能，撤掉区县级政府，强化地市的经济管理职能，这种改革将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真正的活力。中央管大盘子和财政转移支付，省政府管协调，地市管经济。三级之间分工合理且明确，各自之间的职能毫无重叠，又各自互补，缺一不可。这么一来，地市之间此前相对原始的比较优势竞争将会升级。从人口数量的竞争，升级到人口质量的竞争；从产业宽度的竞争，升级到产业精度的竞争。精细化生产此前没有哪个城市感兴趣，而一旦城市作为经济和行政体制主体的资格被确认，地方主官的工作职能被真正确定下来，促进精细化生产将会自然的成为城市主官的工作方向。而我大中国目前过剩的产能，无论是钢加工还是铝加工，往往只需要提升1%的加工精度，就可以变成人人争抢的香饽饽。能够实现精细化生产的城市，将会成为下一步竞争的胜利者，而胜利的城市主官，因为没有头顶的诸多上级，可以直通国务院及各部委，也能获得真正的职业发展优势。
而如果行政体制改革，能实现到这一步，那这种改革，也还真是值得期待的呢！
关于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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