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的事儿，这个不是政府想不想的问题，而是钱从哪里出的问题。全靠政府拨款不现实，而且以后政府投资第一要解决的不是住的问题，而是吃的问题，外加上庞大的政府开支，即使有心也无能为力。政府出资建廉租房是非常有限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单位自建，谁建房谁受益，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强势部门自建房不是问题，弱势单位就困难了，钱一旦不是门槛，背景、权力、关系就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这还是体制内的，有捞得肥的，也有捞不着的。体制外的幸运儿就更是个别现象。政策是一回事，但具体到如何分配，是最高领导控制不了的。
中国的数据不要太较真，数据牵扯到的是利益，就不可能以真实为目的，所以从来都是先有结论，再有数据。不但政策是方方面面的权衡，数据也一样。
cpi看着控制不了了，干脆改一下统计方法。呵呵，做国人你就一定要淡定。
人民币的发行是与外汇挂钩，但实际是个黑箱，所以才有民间上人民币是印出来的说法。中国模式的房价下跌表现的不是房屋本身价格的下降，而是货币的贬值。西方通行的做法在中国就完全不同，究其原由还是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不同。
西方是以邦国制为基础，表现为以神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医学、化学、文学等知识几乎只掌握在神职人员手里）、君主和贵族之间的权利平衡，君主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地位有点相似于武侠小说里的武林盟主。
我们在秦以前，也是邦国制，由于没有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这段历史，神职人员的地位也就没有树立起来，因此表现为君权和贵族之间的权利平衡，从战国四大公子的故事来看，君权与四公子的权力相比，实在是个摆设。
秦以后标志着帝国时代的开始，郡县制取代了邦国制，权力由贵族向帝王集中，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于是贵族阶层终于消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从宰相到县令，全部是皇家的打工仔。
当然其中也有反复，比如秦建立的郡县制根基不稳，很快就以邦国制为代表的楚汉推翻了。
邦国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君主没有绝对的权威，天下不可能一统，只有在帝国制度下，天下一统才能够实现。
所以刘邦上台以后，意识到了邦国制度将重蹈割据，而恢复秦时的帝国制度将根基不稳，于是先搞了个过渡，半邦国半帝国，循序渐进，逐步取消诸侯的权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刘邦也不是后来的帝王，一个人说了算，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了宰相，帝王行驶的是否决权和问责权。
这个制度的好处就是由大臣负责治理国家，享有治国的权力，负有治国的责任，帝王只要问责就可以了，责权利分明。所以从刘邦到文景，成就了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
当然刘邦的半邦国和半帝国制度只是一个过渡，因为秦始皇为后世帝王的霸业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对权力无止境的追求，造就了汉武帝的登台。而早在武帝之前，有个叫晁错的仁兄为了帝王的权威，搭进了自己的性命。
作为国人我们常常为刘彻赶走匈奴的丰功伟绩而激动不已，而代价是中产阶级全部破产，底层百姓食不果腹，大汉基业从此风雨飘摇。如果你作为当时的百姓，你会饿着肚子自豪吗？事实也是汉武帝并没有解决游牧民族的入侵问题，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入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历史。
帝王绝对权威的树立，是从知识分子服务于帝王开始的，而西方的邦国制，知识分子只服务于神。知识分子服务于帝王的直接结果就是君权神授，神权与王权合二唯一，帝国制度因此才变得不可动摇。
帝国制度下，彻底消灭了贵族，在秦以前贵族拥有领地和军队，强大的力量挑战着君主的权威，这是帝国时代的君主完全不能允许的。废除贵族，提拔平民，让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成为帝王的私人打工仔是帝国制度的基本国策。科举制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读书人都是宰相根苗”成为了中世纪西方无法理解的神话，这就是帝国制和邦国制的根本不同。
帝国制度没有了贵族，另一个强大的阶层应运而生——官僚集团。官僚集团的力量是可怕的，足以与帝王制衡。
刘邦确立了宰相制度，而帝王要集权，于是撤销了宰相。由宰相治理国家变为唐代的三权分立，又由三权分立变为内阁，从外朝变为内廷，明代干脆由宦官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这都是官僚集团与帝王权力争斗的表现。
比如明代，东林党代表官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清流，而魏忠贤代表的是皇权。
帝国的先期发展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消灭贵族——君权神授——权力不断向帝王集中。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官僚集团走上历史的舞台，并最终走上帝国的最前端呼风唤雨是历史的必然。
官僚集团对历史的理解是最透彻的，因为就是靠这个起的家。为什么公务员是最稳定的铁饭碗，而且基层公务员的待遇一再提高？那是因为政府太明白历史了，想想当年下岗小公务员李自成、张献忠，什么都明白了。
现在图书管理员都能评高级，为什么？湖南，韶山，伟人，什么都明白了。
不得志的小青年愤青知识分子，才是最可怕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大学毕业找不着好工作的愤青蚁族，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要不然一听到哪有个蚁族聚集区，赶紧就拆房子。唐家岭不是个例。
看到有兄台提到管仲买鹿制楚的故事，其实这一手是管仲大搞经济战的老把戏。
鲁国和梁国的老百姓都爱穿一种叫“绨”的绸子。管仲师傅就让齐桓公带头穿绨，于是大臣们纷纷效仿，“绨”就成了时尚界的新潮流，有钱老百姓也都该穿绨，不穿这玩意，你就不好意思上大街。后果就是齐国的绨价飞涨，鲁梁两国的国君看见“绨”这中时装可以获取暴利，让所有的百姓都织绨，以至于农业生荒弃。
过了一年，管师傅又让齐桓公改穿另一种丝绸“帛”，并且说“绨”这个东西过时了，不许穿了，谁穿谁丢人，而且也不许进口绨，并且不允许粮食出口。
鲁国和梁两国织了一大堆过时了的“绨”，又缺少粮食，结果就是闹饥荒。管老师不费一兵一足降服了鲁国和梁国。
管老师是打经济战的鼻祖，而齐恒公是时装界的鼻祖，领导时尚新潮流。
管老师搞经济的理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奢侈，提倡高消费。当然这个奢侈和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贵族和富豪。只有君主和权贵肯花钱，老百姓才能吃饱肚子。
《管子·乘马数》中说“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大意就是大兴土木搞房地产不是为了享乐，而是基本国策。
《管子·事语》中说“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郡材不散”大意就是，不搞好房地产，各种木材就没有销路。
在《管子·侈靡》里，我们甚至看到管师傅提倡：鸡蛋要画上图案才能煮了吃，柴火要雕成美丽的花纹才能烧。
提倡权贵穷奢极欲，管老师的思想，是我们继承的最好的。几千年都不改变。
管老师不但不反对奢侈，相反提倡奢侈。无论“绨”、“帛”，“鹿”还是“亭台楼阁”都是奢侈品，本身都是管老师提倡的，在齐国很流行。但是为什么衰败的不是齐国，反而是鲁国、梁国和楚国呢？
因为奢侈品是小众群体，服务于王公贵族的，消费者是小众群体，制造者也是小众群体，如果奢侈品一旦能够量产，价格就会下降，就会占用大量的劳动力，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严重影响生活基本必须品的生产。
管老师明白这个道理，齐国流行“绨”、“帛”，“鹿”，“亭台楼阁”，但是限制生产，保持高价，比如说“绨”、一旦产量过大，就会由奢侈品变为普通商品，“绨”就失去了奢侈品的价值，而用“帛”取代“绨”，成为新的潮流。稀缺的才尊贵，才能体现权贵的面子。所以齐国生产奢侈品的只是小众，生产规模受到限制。不会影响到齐国的农业。
而鲁国、梁国和楚国不明白这个道理，让全民参与奢侈品的制造，荒废了根本，奢侈品如果能大量生产，还是奢侈品吗？
我们的政府已经明白商品房也是奢侈品的道理，所以才会限购，所以才会抑制开发。只有把没钱的老百姓踢出商品房市场，房地产才不会这么发烧了。
关于投资保值。
保值增值的不止是房子，玉石，黄金，邮票，纪念币，茅台酒，只要有稀缺性，又让人喜欢，符合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品种，都具有收藏价值。
机会无数次的从人们身边溜走，而是否能够抓住，最终取决于人的性格。所以才有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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