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由于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争,人口减少,荒废土地增加,明政府得以大规模的展开招抚流民,开垦荒田,分配土地。
由于这一时期,大地主阶级的力量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因此,明朝初期的全国自耕农占了农耕人口的大部分,地主所占的地比例并不大,这就为明朝初年的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自耕农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和税收来源,因此,洪武,永乐年间的政府财政收入,国家能够征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整个明朝历史中最高峰。洪武时，各州县每年垦田少者以千亩计，多者达20万亩。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除军屯、牧马草场和永不起科地，全国纳税土田总数达387.4万余顷。洪熙年间，更增加到416万余顷。
明中叶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皇帝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是这一时期土地兼并的突出特点。皇庄始于永乐时期。此后皇庄日益增多。明代皇庄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洪熙、宣德以后，亲王庄田逐渐增多。他们占田多通过钦赐、奏讨、纳献、夺买和直接劫夺等手段。诸王都是明代大地主。此外，外戚宦官同样夺民业为庄田，如正德时的谷大用便强占民田至万顷。
明廷规定，王府及功臣之家钦赐田土，亩收子粒银三分。但实际征收往往超过这个规定数。如山东德王府白云湖庄田，征租的内官旗校，就擅自改作每亩征银五分。
官僚和缙绅也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特别是乡宦，如首辅徐阶在苏松占田24万亩，拥有佃户几万人。在北方，“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家”。于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的严重后果。
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卫所屯田也逐渐破坏。诸王、公侯、监军太监、统兵将领、卫所军官和地主豪强竞相侵吞屯田，役使军丁。弘治年间，官僚马文升指出，天下屯田被“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
太监、军官不仅侵占屯田，同时还役使军丁为他们耕种。军户不堪剥削和虐待，被迫逃亡。1438年（正统三年），逃军数目竟达120余万。军屯在明初农业生产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军粮原来依靠军屯供应。随着军屯制度的破坏，到正德时军粮只能靠国库支付。军屯制度的破坏，不仅影响到明朝国库的收入，也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
明朝末年,土地制度已经到了糜烂的地步,土地兼并膨胀到了惊人的程度,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富者有良田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明朝末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小冰河时期,陕甘赤地千里,灾荒遍地,饿殍遍野,此时明朝的经济已经崩溃,国家机器完全瘫痪,整个中国陷入了战乱之中,所谓的土地法制已经无从谈起。
房地产的实质就是大型城市的准入证。当大型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匮乏。这个准入证办下来一定越来越难。
降低北京房价的最好办法就是只允许北京户口的家庭买房。房价一定会降。但房价降了，对渴望来京工作的外地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北京市缺了全国性人才的流入也将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高房价和高门槛一定是大型城市防止过度膨胀的最有效选择。无论政府走多少弯路，最终还会回来。
一线城市人才扎堆，人才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只有人才中的顶尖才能够立足。
而大量的人口（在中小城市觉对算得上人才）怀揣着有朝一日发黄腾达的梦想，却始终挣扎在金字塔的底层，不得不忍受着高物价，高房租，为精英人士的富足生活，挥洒自己的血和汗。
只有这种模式，一线城市才能得到高速的发展，金字塔的中上层才能过上优越的生活。
中国的人口数量庞大，不可能全国精英都扎在一线城市。二三线省会级城市未来也会走这个模式。而且二三线城市的法制程度更低，权贵阶层牟取暴利更容易，也更不容易被关注，底层群众也更容易被压榨。
民生问题，不到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会一直忽视。
反而在印度，法院可以禁止政府驱赶小商贩，还给p民最基本的生存权。
但在我国，这是不可能吧。很多人瞧不起印度，可是我们有什么资格嘲笑印度呢？
消灭小摊贩，即使针头线脑、白菜苹果也要进天价商铺才能销售，物价怎么能不被推高？是谁推高了房价，是谁推高了物价，我想仅仅是开发商和炒房客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是在媒体的宣传攻势下，却成了罪魁祸首。
如今，把房价推到风口浪尖只是政治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难过的是底层p民，吃饭问题会变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当社会矛盾加剧，不管哪路神仙上台，如果弃之不顾，社会稳定甚至政权稳定将无从谈起。
关于土地兼并，希望不会发生，寄托于某位神仙英明，是不现实的。
想想王莽是怎么完蛋的。
王莽的改制，就是立足于阻止土地兼并，得罪了大地主阶层，完蛋了。
王莽企图恢复井田制，王田不得买卖，严禁高利贷，废除五铢钱，所有的政策都是亲民的，违背大地主利益的，结果呢？
结果就是完蛋。
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一个道理，初衷都是好的，亲民的。
然而不在于政策的出发点，而是通过谁去执行。
通过谁去执行？
只能是官吏权贵执行，不可能是通过p民自己执行，那是无政府。
结果，没有政策才是最好的政策，无为反而让老百姓能过几天舒服日子，参见文景之治。
而任何政策都变成官吏权贵执行时大肆搜刮的工具，都会引起社会不稳，甚至政权不稳。
王莽一个励精图治的人，完蛋的即冤枉又不冤枉。仅仅出发点是好的是没有用处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崩溃。
回顾一下，我们的各项政策执行下来，无不变成了加税，增加老百姓大的负担。这是必然的。
所以底层p民们就不要妄图什么样的政策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了。
什么样的政策都是李刚执行。
李刚执行的政策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多了几套房子，底层日子更难过而已。
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一定的。
如果GDP不能高速增长，庞大的公务员队伍，高昂的刚性腐败成本，用什么支付？
成本越来越高，税赋越来越重，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对经济运行影响会很大，社会矛盾会更大。
适度的高通胀可以缓解矛盾，但是无限制发行货币会加速崩溃。
经济不是不想高速增长，恐怕已经做不到高速增长了吧。
一旦无法做大蛋糕，税费种类更多，权贵会更加拼命敛财。
根源问题无法解决，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稳定会成问题。
历史上企图通过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缓解社会矛盾的，看看都是谁：王莽、贾似道、王安石、蔡京、刘谨，最后都被历史定义为奸臣（只有王安石有争议），改革的结果都是加剧社会矛盾，至百姓于水火，加速王朝灭亡。
历史从来逃不过：开国明主—中兴—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改革加剧矛盾——民乱——新贵取而代之的轮回。
官僚集团任期一到，捞够就跑，才是致命的。
急功近利，促成了任何政策、任何改革，任何调控都是捞钱的接口。
皇帝还是要讲基业长青的，但现在不用。
过去捞钱出事了没地方跑，要杀头，
现在可以出国。
新旧社会的差别，这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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