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奶包的大叔，2023沉思录系列番外篇
25年前（1998年5月3日），美国，夏威夷。
当时，已经87岁高龄的赵四小姐摔碎了肩胛骨。而在此之前，她就已经罹患了肺 癌，不仅切除了一个肺叶，甚至就连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氧气面罩。这对当时已经 98岁的张学良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他内心的负罪感。
实际上，张学良不仅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对他的长期囚禁，而且根据蒋经国在回忆录 中的记述，1980年代时张学良在一次喝醉后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啊。”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在90大寿生日宴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我是 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那么，作为一直以来都被东方大国大肆宣传为“民族英雄”的张将军，内心这种深 重的负罪感究竟从何而来呢？
时间倒回95年前。
1928年6月4日5:30am，张作霖所乘专列经过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 屯站三孔桥（现三洞桥）时，被日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 阳后不治身亡。因该案发于皇姑屯站以东，史称皇姑屯事件。
值得指出的是，上面的描述都是东方大国教科书里的经典内容。而在日本本土，由于没有公布凶手，日本政府一直都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代称。
皇姑屯事件是直接导致东方大国深陷二战+郭嘉分裂“双重危机”的决定性历史事 件。而在东方大国的课本里，张学良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誓死要抗 日，都与其父被“日本人”炸死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事实真相和教科书里的内容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差距呢？
二战结束后，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上校）主动 写出了名为《我炸死了张作霖》的自供书，主动表示皇姑屯事件的所有策划、实行 均出自他个人之手。
然鹅，东方大国广大不明真相瓜众并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实际上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最终认为河本大作自供的证据不足，未予采信。
直到苏联解体后，许多前苏联绝密档案（尤其是克格勃的绝密档案）被曝光，皇姑 屯事件又爆出了另一个更大的secret。事实上，当初最恨张作霖的，是苏联人。
而从张作霖1916年袒护日本军人的“郑家屯事件”，到1925年以求助日军打击郭 松龄，张作霖及奉系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几乎都与日本人的扶植密不可分。关东军 大尉（仪峨诚也）更是担任张作霖的高级顾问，帮助其实现了奉系势力的鼎盛时代。
1920年代中期，尽管东方大国的军阀势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军开始逼近张 作霖控制的北平，但日本人一直都没有放弃张作霖。
1928年5月，张作霖被迫退出北平之前，日本军政最高层还为了迅速调整被动局 面、增强奉军领导活力而力挺张作霖。尤其是以首相田中义一为首的内阁最高层依 然主张“继续与张作霖合作”。5月23日，在听到东北地区关东军内部有些人欲迫 使张淡出奉军军界后，东京最高层还以田中义一首相的名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 去密电，明确告诫“不能强制张作霖下野”。
另一方面，在“反赤色”问题上极其坚定的张作霖，反而对苏联人毫不退让。而如 果日本与张作霖的东北军直接开战，日军不仅无法必胜+速胜，而且东北军反而还会 获得全国支持，导致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实际上，这种让日本人陷入“战事胶着”的状态，也正是苏联最希望达到的最佳状 态：利用东方大国来牵制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
当时，为了尽快完成克里姆林宫下达的“清除”张作霖的密令，苏联政治保卫总局 与苏军军事情报局进行了联合密谋。缅任斯基（时任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对别 尔金（军事情报局局长）、里利瑟尔（苏联“国外工作处”负责人）表示，“必须 选派大智大勇、一击必中的同志，完成这项极为特殊的任务。”
经过慎密考核后，他们决定让常驻哈尔滨的远东情报领导人萨尔嫩担任此次行动的 负责人，而具体执行人则是曾担任白俄罗斯“契卡”副局长的埃廷贡（其在1940年 还在墨西哥城成功清除了反斯大林的苏联著名政治家托洛茨基）。为确保此次暗杀 行动的成功，总部又增派了苏军军事情报局三局的武器专家维纳罗夫。
1928年春，根据维克托•乌索夫在《1920年代苏联特工在CN》中的记述：“清除张作霖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从莫斯科、北平、沈阳等地齐聚哈尔滨，并以商人为掩 护身份，在俄国人列昂尼特•维加德卡开办的罐头食品厂落脚。其中，从北平赶来的女特工加丽娜•列别捷娃，她的掩护身份为“哈尔滨远东银行”职员，真实身份 则是维纳罗夫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特别行动中的大部分绝密电报收发 工作都由她完成。
根据苏联解密档案证实：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进行协助及外围工作。 潜入沈阳后，特别行动小组还聚集在苏联驻奉天领事馆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我 十分珍惜party和祖国对我的信任，我对自己被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最前线的决 定感到万分激动。我甘愿牺牲自己，也绝不会暴露秘秘密、出卖组织。我以自己的 生命作保证并宣誓：我要永远忠于布尔什维克、忠于苏联，忠于伟大的苏联人民。”
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们向莫斯科发去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
由于苏联当时正在大力扶持蒋介石进行北伐，因此张作霖也成为了国民党和苏联的 共同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特别行动小组完全有可能与国民党、及奉系内部的 反张势力合作形成联盟，多方势力联手共同策划对张作霖的“清除”行动。
而对于苏联来说，对张作霖的“清除”行动可以达到一箭三雕的效果：成功除掉奉 系的核心势力，实现对国民党的扶持壮大政策；同时还能在东方大国形成全国性的 反日浪潮，并引发东北、国民党、日本三方的持续动荡，进而让整个东方大国沦为 苏联的棋子、并且让日军陷入与东方大国的长期消耗战争而无法进攻苏联。
不久，列别捷娃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由于北伐军步步逼进，张作霖正准备撤出 北平，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
5月30日，莫斯科又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平站出发，所乘交通工 具为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 们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 在CN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
6月1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各国公使，并接见当地绅商及商团代表，宣 布他本人即将离开北平，一切政务将交由国务院代行。第二天，张作霖发表“出关 通电”：撤出京津，退回东北。
6月3日凌晨，萨尔嫩收到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 已于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从北平站发车，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分抵达 奉天新站。”
6月4日晨，张作霖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奉天站的官员都在车站迎候。专车离开 皇姑屯站时，已是5:20am，比密电中预测的时间晚了 2个多小时。此时，张作霖乘 坐的车厢（当初慈禧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后外部呈蓝色，又称蓝钢车）里还有吴 俊升（奉天留守司令）、温守善（保卫处长），以及正从前节车厢里走过来的仪峨诚也。
显然，就连关东军大尉当时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的车厢会变成“死亡车厢”。
根据幸存者温守善的回忆证实：“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 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老道口前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纷，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当时就死了，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我也受了伤，被尘土和碎板压在 下面。我急忙挣扎着爬起来，走到张的跟前。张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 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我用一个大绸子手绢给堵上了。然 后我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抱到赶来的齐思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非常难受，已神志 模糊。当时他还能说话，头一句就问我’逮住了吗？’我诓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我说’正在审问呢’。”
实际上，日本对张作霖之死极为震惊。当东京最高层听说案发地属于日本关东军所 属的南满铁路管辖区后，就急令关东军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调查，并尽快公布调查 结果。在张作霖被炸身亡的4个小时后，日本相关人员就到现场进行共同调查。2个半小时后，日本陆军部发表“皇姑屯事件”声明，以示清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张作霖死后就开始鼓动中西方媒体，利用东方大国 人对日本人、尤其是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地把“凶手”引到案发地管辖人关东 军身上。同时，克里姆林宫还悄无声息地将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调回苏联。
7月1日，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日本内阁做出决议：日本人与暗杀张作霖无关。田中 还以“张氏案调查，关东军幸告无罪”为结论上奏天皇。但因案发地属关东军南满 铁路管辖地段，所以关东军负有守备责任，因此对相关人员给予了行政处分：关东 军司令官村冈长大郎被编入预备役、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与满洲守备队司令官水野 竹三被撤职思过、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被停职反省。
1932年，国联（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建立的国际组织）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 为首的专案组专程前往东北调查“皇姑屯事件”。但历时几个月都一无所获，李顿 的结论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中。”
1937年6月，张作霖去世9周年之际，日本政府还为其举行了隆重送葬仪式，在 奉天为其灵柩举行“慰灵祭”，再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参加人员包 括一大波日本军队官兵，送葬行列则长达一里。
另一方面，在确认皇姑屯爆炸案的罪名（帽子）已被日本人“戴稳”多年之后，克 里姆林宫才为参与特别行动的几位特工秘密授勋：萨尔嫩因“忠实地完成了极特殊 使命”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并罕见的获得一块足赤金表；埃廷贡因“极特殊 的贡献”被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列宁勋章”，并于1951年被任命为苏联国家 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第1局副局长；维纳罗夫因参与“共产国际特殊使命”而 被保加利业政府授予“社会主义劳动勋章”。
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1月，“东京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发布特别通告，宣布 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明确表示将会再次审理由前国联李顿勋爵为首的专案组判为悬案的“皇姑屯爆炸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 点，而张作霖是当时国际公认的东方大国国家元首，谋杀一国元首则属于违反国际 法的战争罪），苏联才为当初的特别行动陷入了深度焦虑。
为防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查到该案件的真凶，苏联国家安全部决定利用在关东军 里的高级asset公开作（伪）证、成为替罪羊。当时，这个最佳人选正是1927年出 任日本海军大臣、1934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冈田启介。
在日本内阁政府为张作霖举行隆重送葬仪式的一年前，日本曾经爆发过一次著名的 法西斯政变：“二二六政变”。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因不满当时执政的以冈田启介为首相的保守 派，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法西斯政府（以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策划指 使日本陆军内部20名“皇道派”青年军官，纠集1000多名士兵在东京发动武装叛 乱。在这次coup中，皇道派不仅占领了陆军省、警视厅大厦等重要行政机关，还 袭击了首相官邸，杀死了内务大臣、大藏大臣、教育总监等高级官员，并向日本陆 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政府。
3天后，这次coup在日本政府军的镇压下流产，但冈田启介却被迫辞职。从此，他 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了强烈怨恨，尤其痛恨以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为首的法西 斯极右势力。
当时，冈田启介的立场和思想变化，立即引起了苏军总司令部第4局东京站负责人 理查•佐尔格（德俄混血，代号“拉姆齐” /Ramsay）的注意。
经过佐尔格一系列的思想攻关，冈田启介最终同意与苏联合作，并将许多绝密情报 转交给佐尔格。同时，苏联最高层对于冈田启介这个“高价值asset”保护得极其隐 蔽，直到佐尔格1944年被日本绞死（1941年6月，佐尔格对莫斯科发出预警：德 国准备发动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重视；9月又通知苏联红 军：除非德军攻占莫斯科、或满洲关东军规模3倍于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或西 伯利亚爆发内战，否则日本不会进攻苏联。10月，佐尔格在日本情人石井花子的家 中被日本特高课逮捕）时，都没人知道他和冈田启介之间的秘密关系。
在佐尔格被日本处以死刑的2年后（1946年初），冈田启介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 总部的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 属下，把我们对其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使之同意：该案件系关东军自身势力 所为。具体人员由您来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坦白者’，还要为 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明：该爆炸案是由自己领 导并组织实施的。该坦白者和坦白材料必都须经过苏联军情外委会审核批准后方能 启用实施。我们的目标是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请相信，在我方相关人员的努 力之下，（远东军事法庭）这次审理将不会出现偏差。只要合作人员永不反悔，我 们除履行我们的义务外，还会永远关照他的命运。”
经过一段周密的思考与调查，冈田启介最终选定了自己出任海陆军大臣时举荐为日 本陆军大佐、关东军上校参谋的弟子：河本大作，并通过秘密渠道与其取得了联系。
当时，正躲藏在CN华北地区的河本大作（日本投降后，其在1945年投靠了阎锡 山，1955年死于太原日籍战犯所），在得知能够获得苏联军情机关的保护以及永久 关照之后，同意了冈田启介提出的建议。
随后，就有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历史经典剧情。
然鹅，对于冈田启介的主动举报与河本大作的主动招供，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专家组在经过长达3年的深入调研取证后，认为这二人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且由 于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和（第三方）佐证，因此不予采信。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显示，主审法官（基南）询问关键证人、被称为 “日本的犹大”的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1930年以日本陆军少校炮兵军官的身份 出任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并将在上海认识的女朋友川岛芳子发展为间谍）：“你对 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事件清楚吗？”田中隆吉回答：“清楚。”
基南问：“那你知道炸死张作霖的是谁吗？”田中隆吉回答：“我查过卷宗，是当 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基南问：“请你说详细一点。”田中 隆吉回答：“ 1928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河本大佐带领他的手 下，爆炸了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就坐在那辆列车上。第二天，张就死了。”基 南继续追问：“那你是怎么知道的？”田中隆吉回答：“因为我对河本大佐十分了 解、关系也很好，他告诉我的。”
基南又问：“河本大佐还告诉你了什么？”田中隆吉回答：“他说，实施这场爆炸 的是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当时，他还命令紧 急集合关东军，以便和张作霖护卫部队交战，河本大佐还告诉我，当时他们所用的 炸药是日本工兵队的方型炸药，一共20个。”
也就是说，田中隆吉的证词来源，完全都是来自于河本大作的口述。
最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皇姑屯爆炸案的结论是：该案所指“案犯”（河本 大作）因缺乏实际证据而不能列为疑犯，并决定对该案不做专门立案审理。
于是，皇姑屯爆炸案也成为了历史上的经典悬案。
而这个结果，几乎完美符合苏联密电中描述的“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的计划目标。
1949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一度疑似“精神崩溃”的田中隆吉自杀未 遂，并提前准备好了一封遗书：“作为日本军阀的一员，我就应该死在大东亚战争 中…我也是主要战犯之一，特别是在北支那和满洲。我无法因免罪而释然。”
这一点，也与田中隆吉当初答应基南出庭作证的唯一条件（必须确保自己的人身安 全）充满了戏剧性的矛盾。
与此同时，这场经典悬案不仅被苏联强行公关成了日本人犯下的“铁案”，而且还在东方大国本土大肆渲染和报道。
没人知道，张学良在接班时究竟是否知道这场千古悬案的真相。尤其是在其刚刚接 班之后就立即斩杀了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更是显得极为反常。
尤其是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的杨宇霆（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张作霖最信任的托 孤之臣，不仅是张打江山及入关执政的最大功臣，也是张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 张学良继位、促成南北统一和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以及被东北人称为“最能 干的人才”的常荫槐（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维护东北路权以及瓦解苏俄和日本 对满铁垄断的核心人物）。在被斩杀当天，杨、常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 办公署”以收回路权。当时，张学良在面对郑谦（大帅府秘书长）的质问（“咋干 这种事呢？”）时不仅什么都没说，而且还在3天后将郑谦秘密斩杀。
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自毁长城的操作，不仅让所有人都匪夷所思，而且还深深陷入 了 “不仁不义不孝”的顶级暗黑人设。没人能够理解，少帅究竟为什么要进行如此 离经叛道和反常的迷之操作。
实际上，张学良并没有放弃对皇姑屯爆炸案的调查。经过调查，张学良才知道父亲 居然事先早已获悉火车有问题，也并不是毫无防备。而在得知日本人要刺杀自己的 有关“情报”时，谨慎的张作霖却对此哈哈大笑，完全没有将日本人列为会刺杀自 己的潜在凶手。
对于资深老江湖的张作霖来说，这已经是其人生中遇到的第N次暗杀。而这次离京 返奉，张作霖不仅没有固定的车厢（而是在8\9\10这三节车厢中随机流动），还特 意在火车上安排了以假乱真的替身。张作霖认为，敌人很可能会在铁路两边进行刺 杀，因此事发现场一直都有大量东北军和日满铁路军人联合维持治安，铁路沿线也 全部设置了大量岗哨，还有宪兵马队不间断巡逻。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桥上、还是在桥墩上放置炸药，都根本无法做到掩 人耳目。
然鹅，根据检察官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示的证据：日本参谋本部留存的河本大作 1942年12月1日留下的手记显示：“1928年5月下旬，七千关东军从旅顺移到 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只要干掉头 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 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当时中方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了防止盗用，我方在 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我们得悉张作霖于 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乘的是蔚蓝色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 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 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 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
也就是说，河本大作的证词是，皇姑屯爆炸案中的炸药都被设置在铁轨路边（与张 作霖事先预判的“铁路两边”高度一致），而并不是张作霖所在的车厢内部。
果然，百密一疏。
根据皇姑屯爆炸案发生后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事发现场的桥墩本身（尤其是桥墩 下方）并没有被炸毁，只是专列经过的那个桥洞上方的桥面被炸毁，并在桥墩顶部 靠边的地方（随着桥梁的破坏）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损坏区域。同时，原桥面的位置 还保留着多条长度较长的铁轨，水平伸向空中或向地面下垂。
这些明显的特征，都意味着爆炸点根本不可能是在南满铁路桥上。因为无论是在桥 面上、桥墩上，还是在悬臂下，放置20袋日本工兵队的方型炸药，爆炸产生的巨大 威力都将彻底破坏桥墩和桥梁的整体结构，从而导致桥梁被彻底炸成碎片；而且还 会导致钢轨遭到彻底破坏、并严重变形，根本不可能保留较长的水平或下垂结构。
同时，爆炸现场的照片还显示，张作霖所在的8号车厢，在爆炸后除了残留着一侧 通往其他车厢的车门之外，基本上只剩下底座，而侧壁、顶部等其它结构则完全都 被炸没了（如上图）。与8号车厢紧挨着的7号车厢则在爆炸后因巨大的冲击力而 和8号车厢彻底分离，导致整个列车编组（共20多节车厢）脱节成了前后两个部分；8号和9号车厢也都在爆炸中彻底损毁、变成了单独存在的车厢，从10号车厢 开始，才保留了连续的列车编队。
并且，7号车厢尾部还出现了严重变形，底部向空中翘起。只有10号车厢受损相对 较轻，但车厢顶部却存在大量爆炸形成的破口，顶部损毁程度甚至超过了7号车厢。
这些证据都意味着爆炸点并不是在南满铁路桥上，而是位于张作霖所在的车厢附近。
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当时实际上发生了两次连续的爆炸。由此，这场千古悬案的现 场还原大概率是这样的：当时以8号和9号两个车厢为中心，发生了前后相继的两 次爆炸。其中第一次爆炸导致7号和8号车厢彻底脱离、并导致7号车厢尾部严重 变形，第二次爆炸则发生于9号车厢，两次爆炸摧毁了 7、8、9、10这四节车厢。
显然，这些现场照片和还原都与河本大作、田中隆吉的证词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矛盾。
而皇姑屯爆炸案一直以来被（人为）刻意掩盖的真相，实际上也成为了张学良“原罪”的起点。
在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要做了2件事。
首先，是改生日。由于张作霖的忌日（农历4月17日）正好是张学良的农历生日， 因此张学良宣布从此不过生日，并公开表示“从此把生日改了”。
其次，是和父亲的宿敌合作。
如果说，张作霖是因为无法抵抗国民革命军北伐、从而宣布由燕京退守关外，并在 离京返奉的途中被炸身亡；那么张学良宣布东北地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东北易 帜”事件，则是张作霖死都想不到的结局。
至此，东北易帜不仅标志着北伐战争正式结束，而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也在名义 上实现了中华民国的统一。
在斩杀杨、常二人的半年后（1929年7月），张学良开始强力执行蒋的“革命外 交”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并“强硬对抗苏俄”。张当时 不仅提出要取消苏俄在东北特权、查封哈尔滨的苏联商业机构，甚至还宣布开始着 手收回中东铁路。
7月10日，蒋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
当天，“收回中东路权”事件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当局将苏方局长、副局长等59人 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
2天后，CCP center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5天后，又进 一步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东路事件不是蒋或张学良某 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中苏共管中东路，在 于不使中东路单独交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阀 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是欺骗群众，真意是想利用中东路事件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 行动，从而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
8天后，苏联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而公开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CCP创始人阿 秀则直接被自己一手创立的party开除party籍。
8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命令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总兵力号称多 达3万人。这也是东北易帜后的东方大国第一次遭受外国的武力攻击，因此蒋以国 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通电全国要求抵抗到底。
战事爆发时，东北军在一线的兵力约6万人，但准备仓促。并且，苏军在武器装备 方面也占据质量优势：苏军拥有35架飞机、以及包括十几门重炮在内的约200门 火炮，而东北军只有5架飞机、135门步兵炮且没有重炮；苏军装备了 294挺重机 枪+268挺高机动性轻机枪，而东北军只装备了 99挺重机枪。
更加讽刺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明确要求分公司CCP必须 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游 行。对此，CCP立即做出了积极响应，并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8月1日“反帝 日”举行示威，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刘SQ （当时刚刚调任CCP满洲省委书 记）还发动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
8月13日，刘B承、叶JY、黄平等CCP将领响应苏联的号召，参与“远东工人 游击队”（又称“红河赤卫队”，由共产国际东方部1929年在红河组建，并由远东 军区司令加伦将军指挥）协助苏联进攻黑龙江海拉尔之役，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作战。
3天后，张学良在接受《芝加哥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 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 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
8月25日，张学良在对中外记者谈话时（再次）强调：“外人对东省此次举动，所多误解，认为系收回东路，破坏条约，实则吾人决无破坏1924年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之意，因中国既经签字，决不愿破坏之…中国并无根本收回该路之意，所求是在免去此等运动赤化之俄员职务而已。且此次之事，中东路乃其极小问题，真正要点完全在俄人以中国作赤化根据，吾人不得不为自卫之处置。”
显然，这时的张学良，完全处于与其父亲一脉相承的状态。
在战斗进行最激烈的10月〜11月，苏军大幅增强战力，在中苏边境部署的海陆空 兵力高达近8万人。
12月3日，蔡运升（张学良派出与苏方谈判的代表）与苏联代表签订了《停战议定 书》。12月5日，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自夸道：“我们非常粗暴地回绝了美英法干预 的企图。我们别无选择，让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样的！我认为东方大国的地 主们以后不会忘了苏联远东军给他们的教训。”
12月20日，《CCP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又再次明确要求, “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中苏双方的武装冲突在1929年12月就已结束，但CCP 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却并未结束，而是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子公司对于母公司的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内心也造成了某种巨大的冲击。
在该事件中，东北军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苏方资料显示被 东北军俘人数达9500人），东北军面对苏军时几乎一败涂地、毫无反抗能力。蔡 运升与苏联代表签订《停战议定书》的2周后，在国民政府明确指出未授权蔡签约 的情况下，蔡又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
该议定书不仅全面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而 且苏联还通过该事件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 岛等中方领土。
对此，斯大林当时几乎是毫无掩饰的狂喜：“很明显，我们远东集团军的人让（东方大国人）吓破了胆”。
实际上，在张学良1990年向唐德刚口述的人生回忆录中，该书7万多字内容中关 于中东路事件仅仅只有139个字。
在中东路事件2年后（1931年6月26日），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及随从3人 因从事间谍活动被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在该部防区拘 获，经搜查审讯，中村等人间谍罪证确凿。当晚，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4人处死, 为保密遂焚尸灭迹，所有证物均送往北平呈报张学良。
7月6日，张给东北政务委员会发电报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 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6天后，蒋密电张，表示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对日 作战之时”。2周后，蒋任命张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
9月6日，张从北平发“鱼电”给荣臻（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臧式毅（东 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 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 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显然，直到918事变爆发前夕，张学良依然无法摆脱在中东路事件中惨败于苏军的 巨大心理阴影。
由此，当918事变突然发生时，面对曾在日俄战争中战胜过俄军的日本关东军，张 学良担心（再一次）孤军作战的东北军会变成“无谓的牺牲”，从而提出了 “全国 抗战论”。
9月18日深夜，张学良在北平协和医院（其当时在此治疗伤寒）召集北平市东北军 高级将领开会时表示，“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 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 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 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以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 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 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柳条湖）制造炸毁路轨事件， 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 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圹 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很明显，张学良在918事变爆发后不仅是主张抗战的、而且还是“须全国抗战”， 并认为“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而这一点，在东方大国的课本和官宣里却几乎只字未提。
然鹅，在中东路事件中惨败的张学良终究还是对日本关东军内部某些激进派的“军 事实验”产生了严重误判。
张当时对形势判断的依据（底层逻辑）是：中东路事件，苏联是被动的、准备不充分，做了充分准备的东北军尚且失败；而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并早已作好充分 准备，东北军孤军奋战谈何能取胜？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日军当时战力强于苏联 远东部队，而东北军连苏军都打不过，更何况比苏联作战意愿更强硬的关东军。
当时，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代表时公开强调：“我姓张的如有 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去做，总要使之平 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全国统一”。
实际上，不论是918事变后，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但却被张拒绝的马占山（黑龙 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领导几百官兵组织江桥血战、予日寇迎头痛击，并一直在东北 游击抗战长达14年之久，让日本关东军老兵至今提起他的名字就怕；还是坚守山 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以及蒋光鼐、蔡廷错指挥的中央19路军反 击日本7万海陆军精锐，并迫使日军四易主帅，均证实了张学良当时在形势上、以 及对关东军的误判。
12月15日，张电蒋，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当天，国民政府批准张辞职，改任 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事实上，大量的史料均证实：当时蒋和南京中央政府对张学良的电令内容都是“节 节抵抗”，屡次下发的电令也都是催促其“抵抗”，而并不是后来东方大国课本和 电视剧中所描述的蒋电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而张学良在多年后接受访问时也 多次表示是因为自己误判东北情势才下令不抵抗所致，并非蒋的命令。
尤其是江湖上风传的蒋1931年8月16日曾以“铣电”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以 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更是在所有历史档案中均无处可寻。
张在晚年时，还亲口否认了 “铣电”的存在。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曾亲自在张面前 感慨：“我们听了 50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又说你拿 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对此，张澄清道：“瞎说，没有这事情。我 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 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然鹅，这却毫不影响东方大国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张“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 将这种虚构的历史拍成了电影《西安事变》。
至于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截然相反）的巨大差异，则是一个如今无人敢问的送命题。
而在这一切“修改历史”操作的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因为蒋、汪1932年5月 28日联名发表全国通电，宣布“救国必先剿贡”。
2个月后（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 张学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开致电张，进一步强调“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 州之续”，并宣布愿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
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 衅。10月，张学良组织以北平分会参事柏桂林及工兵组成的阵地构筑委员会，指导 热河境内的阵地构筑。
圣诞节当天，在张学良调遣万福麟率5个旅的兵力陆续进入热河后，蒋再电张，决定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表示“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 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最终，热河战役惨败。尤其是当初因开设赌场并枪杀宪兵而被张作霖免职、一度逃到徐州天津等地并最终在热河主政8年的汤玉麟，更是直接弃城不战而逃：日军仅仅只用128名骑兵就攻陷了承德，热河省19万平方公里领土在短短10天之内就被 全部并入满洲国。
实际上，汤自认是张学良的父字辈，不仅拥兵自重、根本指挥不动，也不允许张学 良部进入热河。甚至，汤早在1932年2月就已在满洲国独立宣言上署名，投降日 本之心早已不言而喻。
热河失守后，东方大国举国哗然。
1933年3月7日，张电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 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 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不无以对国民付 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 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如果说，皇姑屯事件是张学良“原罪”的起点；那么，从918事变的误判到热河战 役的惨败，则成为了其“千古罪人”的宿命。
7月，为了考察欧美各军事强国，下野后的张学良开始游历意大利、法国、英国等 欧洲各国。在旅欧期间，他不仅会见了希特勒、墨索里尼，还被墨索里尼赠以皇冠 大十字勋章。张由衷欣赏德意两国全民团结的精神，并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 东方大国。
甚至，他还想考察苏联，并通过驻法国大使顾维钧、马占山向苏方提出前往苏联参 考观察的愿望，但被苏方以有损日苏关系婉拒。
正是在这一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加入CCP。
1934年2月，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6月份，正当蒋第五次围剿red army在江西激战时，张却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国共合 作”的主张。
1935年4月，蒋命令张围剿CCP工农red army，但却遭到挫折（2个整编师被全歼）。9月，蒋再次把张推到剿贡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 蒋之总司令职务。随后，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贡战役中损兵折将。
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CCP center在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 书》中将张学良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
没人知道，张的亲弟弟张学思究竟是在何时把张学良发展成CCP的（延安当时给 张学良的代号则是“李宜”）。实际上，除了亲弟弟之外，张的秘书宋黎，随从栗 又文、东北军信使高福源，以及王以哲、常恩多、万毅、刘澜波、康鸿泰等东北军 中高级军官也都是CCP秘密谠员。
11月下旬，张到上海会见老友杜重远（东北人，深受CCP秘密谠员胡愈之等人影 响）。张向杜倾诉自己因剿贡接连失利的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贡，走西北大联合 道路，即联合CCP、杨虎城（1926年就已申请加入CCP并得到延安的批准）、盛 世才，取得苏联援助，共同抗日。
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宋庆龄。
12月，张到上海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CCP负责人联系；随后，李 杜向宋庆龄提出了此事。当时CCP center认为，经过努力可以争取张和东北军参 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月，CCP在第一次“洛川会谈”时得知张学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 蒋”，于是便开始宣传工作，在1月25日对东北军的“公开信”中极力挑拨东北军 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2月，第二次“洛川会谈”时，张表示同意抗日，愿意和CCP订立互不侵犯协定, 但不同意讨蒋；同意成立“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
3月，第二次“洛川会谈”时，张又提出几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包括蒋在内？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因此抗日必须 联蒋；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如何取得苏联援助？最终，其他问题双方谈得比较顺 利，唯独在对蒋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无法说服谁。
3月底，在中鲭局会议上，起初会议认为不排除蒋允许与CCP建立联系的可能，因此没有再次谈“反蒋”，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M在谈到与张谈判问题时仍坚持强 调“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
洛川会谈结束后，东北军驻洛川高级将领王以哲不仅送给CCP 一批79式步枪和数 万发子弹，还采购了印钞机、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重要 物资用军车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当时，张学良提供的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 许多困难，打破了剿贡政策对陕北苏区的经济封锁。
同时，从陕北瓦窑堡回到上海的董健吾（CCP特科情报科人员）见到宋庆龄时，再 次提到张学良需要一位CCP人士作顾问。对此，宋庆龄推荐了一位从俘虏营中逃脱并潜藏在上海的资深特科情报科人员刘鼎。随后，刘鼎前往西安任CCP驻东北 军代表，对张开展统战工作。
4月6日，M、彭联名致电张，提议双方进行“肤施会谈”。随后，张学良到肤施 肤施县在秦朝时位于今榆林市横林县，隋朝时治移到延安市）密晤周EL，周劝张 反蒋，张则劝周联蒋。
会谈结束后，张不仅赠送周一本《申报》60周年纪念版的东方大国地图、表示“共同保卫东方大国”，而且还拿出2万块银元和12万法币支援CCP作为军费。
5月，延安提出了关于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并依靠苏联形成“西北割据”的计 划。而当时在延安负责统战工作的负责人，正是M。
6月30日，张主动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国际（不是子公司CCP）7月初，张在王曲 县（今西安市长安区）对刘鼎表示：“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 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劫、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
听后，刘鼎火速返回西安，用十万火急密电告CCP最高层，然后又乘张专机到肤施 县，并步行50里到达安塞。收到刘鼎的电报后，张闻天、周、M于立即赶到安塞 召开会议，M在会议上表示：“张敢在肤施与周面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叫 张不要和蒋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蒋。”
1936年8月，CCP最高层（张WT、周、博G、M）联合致信给张，开头便称“李 宜同志”，而张学良的回电则自称“毅”。
然鹅，这个操作却引起了母公司的强烈不满。
6天后（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向延安发电报表示：“使我们特别 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party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 party、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party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party 的通知。”
9月22日，M与张学良秘密签约了 “西北割据”计划。由此，张学良也形成了其所 有“原罪”中最大的一次误判。
12月1日，张获悉，如果东北军不执行剿贡命令，蒋便会将其调走。3天后，国民 政府中央军纷开潼关，最新式战斗机分批在西安机场降落。12月6日，蒋对张、杨 表示：要么进一步剿贡，要么东北军就被调往福建、17路军调往安徽，让中央军在 陕甘两省剿贡。
12月7日，张单独和蒋会谈，表示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CCP问题可用政治方法 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还强调东北军将士抗日情 绪不可压制（会造反）。张表示总计对蒋一贯忠诚，但面临国家民族存亡，不能不 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蒋对张大发雷霆：“现在你 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贡计划也不能改变。”
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证明，正是张、蒋二人之间拜把兄弟的浓情蜜意，改变了整个 东方大国的历史走向。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更加耐人寻味的，则是苏联的坚决反对。
苏联担心一旦东方大国分裂，日本将快速侵略东方大国，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联 远东地区，从而与德军形成联合包围苏联之势，莫斯科将危在旦夕。当时，斯大林 立即亲自拟电命令M绝不允许杀蒋，并且还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 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 CCP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虽是一个可憎的敌 人，但他是东方大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就在第一时 间发表社论，直接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叛变”，并且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 机”。苏联机关报《消息报》也表示：“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东方大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大富大贵人民都带来危险。”
当时，就连共产国际内部《国际通讯》也直接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根据张学良秘书宋黎的回忆：当时在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 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 CCP,他们就 这样对待我？”
同时，张学良还连续两次强烈不满地质问秘书/顾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是 受日本人指使？！”
西安事变后的第四天（12月17日），当周EL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就立即询问苏 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当周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张、杨之后，张显得异常冲 动，反应甚为愤慨，甚至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根据其后来的回忆录）：“以往CCP 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我已成骑虎，CCP竟临阵抽脚不兑现了。”
显然，这时的张学良不仅根本没有理解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区别，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只是一枚pawn。
12月30日，张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 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12月31日，蒋呈请国民政府对张 学良“予以赦免”，并提出让张“戴罪图功，力自赎”。
与张、蒋二人之间拜把兄弟的浓情蜜意相比，参与发动西安事变的高级将领们则是 完全不同的结局。
1个月后，东北军总部发生了 “二二事变”。在这次事变中，曾担任张学良卫队长 并在东北帮助张斩杀杨宇霆和常荫槐、并在西安直接与周秘密谈判、在西安事变前 的高级会议上附和张学良捉蒋的67军军长王以哲（CCP秘密谠员），被军变官兵 直接杀死。
而当初积极支持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军师）鲍文樾，在抗 战刚刚开始就直接向日军投降，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 等高官职位。1945年，日本投降后，鲍文樾因汉奸罪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当初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张组织成 立的“抗日同志会”骨干的孙铭久（张的警卫营营长，在西安事变中亲自抓捕蒋的 执行人）、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军的人。其中，孙“因 功”升任日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则担任日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当初撰写 了《抗日理论与实际》的苗，更是直接移民日本。
实际上，日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人，清一色都是在 西安事变中支持“联贡抗日”的原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但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 人却往往都是率部成建制投敌。例如，孙良诚率2个军、3万多人成建制的投靠日 军后，获得了日伪第2方面军总司令的头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政府中央军200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几乎从无大 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
果然，在究竟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政治投机这个核心问题上，苏联最高层 和斯大林当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然鹅，当时认为“法西斯才能救东方大国”的张学良，终究还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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