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6 日，WHO 新冠疫情技术主管、首席科学家 Maria Van Kerkhove 在《Science》杂志上公开撰文表示，最新获得的 CN 数据信息提供了一些跟新冠病毒起源相关的“线索”，但并没有提供答案，“WHO 目前正在与科学家合作，以了解更多关于 2019 年最早新冠病例的信息，例如感染者的下落。但 WHO 仍然不知道一些必须的研究是否已在 CN 进行。”
当天，WHO 总干事谭书记也要求 BJ 分享所有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关键信息，“如果不能完全访问 CN 拥有的信息，就无法确定新冠病毒起源。现在所有的假设都已经摆在了桌面上，这就是世卫组织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求 BJ 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如果他们愿意分享与合作，我们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或新冠疫情是如何开始的。”
事实上，导致 WHO 对东方大国管理层发出严厉措辞（警告）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歪果仁（科学家）从东方大国同行的论文中发现了最新线索。
3 月 4 日，法国索邦大学生物进化学教授 Florence Débarre 在 Gisaid（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中发现了一些新数据。这些数据由 CN 疾控中心研究员刘佩佩 2022 年 6 月提交，但显示来自一个德国的托管基金会，并且该数据被设置为“在 2023 年 1 月 30 日之前不能被用户共享”。
3月 9 日，Débarre 教授意识到，通过这些数据可以下载到最初的 CN 新冠病毒原始数据。于是，她立即联系多位病毒学家一起下载了 600 千兆字节的新数据，并运用生物信息工程软件迅速揭示了这些生物样本中存在着多种动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叫做貉的哺乳动物，其很可能是传播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
然鹅，当法国生物学家们将这一发现结果通告给 CN 疾控中心后，下载数据库就瞬间变成了对外无法访问。
同一天，法国人也向 WHO 通报了他们的发现。 3 月 14 日，WHO 组织了一次新冠病毒起源调查组成员与 CN 疾控中心研究人员之间的会议。3 月 17 日，WHO 总干事谭书记公开表示：“这些数据并没有为疫情大流行如何开始提供一个明确答案。关于病毒来源问题的任何信息，CN 都必须立即与国际社会分享。而且，这些数据原本是应该在 3 年前就分享的。”
4月 8 日，东方大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CN 团队并未删除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的研究数据，而是平台工作人员的误操作（抢发）所致。同时，沈还指责 WHO 的有关官宣是“粗鲁冒犯和不恭”，是“企图抹黑东方大国”。
对此，国际医学界则认为，WHO 在 2021 年 3 月对武汉展开调查后的结论是“没有发现证实该市场 2019 年出售活体哺乳动物的信息”，那么究竟是谁在撒谎？而且，为什么来自 CN 疾控中心的数据要通过一个由德国托管的基金会上传？为什么这些数据上传之后又禁止让所有人共享？为什么被发现之后又要紧急撤下？鉴于包括高福在内的 CN 关键人物拒绝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这些疑团或许会变成人类永久之谜。
至于这些谜团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影响、以及对东方大国宏观经济会形成什么样的“蝴蝶效应”，则是一个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的哲学问题。
4 月 10 日，欧盟内部市场专员 Thierry Breton 公开表示，欧盟并不天真，东方大国是欧盟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欧盟系统性竞争对手，因此欧盟必须降低与 CN 关系的风险。CN 向欧盟出口为 20%，欧盟向 CN 出口为 9%，因此欧盟对于东方大国来说更加重要，因为东方大国需要欧洲这个大市场。
同时，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也明确希望减少德国企业在 CN 的集群风险，并穿越了大半个世界来寻找新的能源伙伴关系。德国经济部的官员甚至考虑禁止德企在 CN 投资关键性技术的研发。甚至，哈贝克还在内部对巴斯夫公司去年宣布将在 2030 年前投资100亿欧元在湛江建生产基地的决定表达了不满。
而巴斯夫 CEO（Martin Brudermüller）在为这个极具争议的投资计划进行辩护时则直白的表示：“风险存在吗？当然存在。那么，（CN）武力攻击 TW 的灾难性风险存在吗？当然也存在。最坏的情况下，巴斯夫会在 CN 损失一切。如果真发生了，那么遇到麻烦的肯定就不只是我们一家公司了。”
显然，巴斯夫的赌注不仅是东方大国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最现实注脚，而且这种高度不确定性也远远不止是 TW 问题一种。
对此，欧盟 CN 商会主席荣克·伍德克则表示，德国中型企业缺乏建立以 CN 市场为中心的财务实力，所以更倾向于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许多德国企业已经按下了在 CN 投资的“暂停键”。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方大国各个地方政府越来越压力山大。
用 HK 商界三功能组别代表、立法会议员严刚的话说就是，在与大陆内地官员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后发现，国内各地政府目前的累计负债已高达 9 万亿美元，“很明显，为了实现高标准的增长目标，内地各级政府压力很大。”
用另一位港府官员的话说则是，现在一天接待 8~10 个内地招商团已是家常便饭，“东方大国急需外资发展经济，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众多的官员，包括各个级层，在这么短时间内进行密集外出招商。”实际上，就连 HK 也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根据港府税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发出的个人报税表仅 240 万张，不仅较 2022 年减少了 7 万张，而且还是连续 3 年下跌、并创下了近 9 年来的新低纪录。同时，HK 统计处的数据也显示，2022 年 HK 劳动人口减少高达 9.4 万人，跌幅创下了近 40 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纪录。
由于个人报税表是针对有收入人士填报薪俸收入丶物业租金收入、独资业务利润等信息的个人交税表，因此可以很大程度反映 HK 劳动人口的变化。而在 2020~2023 年的3 年内，HK 税务局发布的个人报税表已经累计减少了 37 万张。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 HK 统计处发布的过去 4 年里（自 2019 年以来）劳动人口流失规模（约 22 万人）。
目前，HKZF 的财政状况已经从连续 15 年的财政盈余（2004-2019 年，峰值为2007年财政盈余 1236 亿港元）暴跌至连续 3 年的黑洞级财政赤字，2020-2022 年的财政赤字分别高达 106 亿、2576 亿、1398 亿港元。
出了黑洞级的财政赤字之外，HKZF 的财政储备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在短短 4 年内（2019~2022 年）骤减了3536 亿港元，减幅高达 30%。要知道，这还是在 HKZF 发行债券、回拨房屋储备金结余之后的数额；如果剔除这些因素，那么过去 4 年来 HK 财政储备流失总额将会高达 5649 亿港元，直接腰斩。
事实上，HKZF 目前的财政储备仅剩 8000 多亿港元，不仅创下了27 年来的历史新低纪录，而且仅仅只能应付港府 12 个月的开销。
而在 2023 财年，HK 会计师公会和 HKZF 财政估算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港府卖地收入的偏差达 30%（港府预估为 1200 亿、会计师公会测算为 849 亿港元），所得税的偏差达 9%（港府预估为 2472 亿、会计师公会测算为 2259 亿港元），印花税的偏差达 17%（港府预估为 1130 亿、会计师公会测算为 934 亿港元）。根据 HK 会计师公会的测算，港府 2023 财年的财政赤字将依然高达 1139 亿港元。
如果说，连“大湾区”龙头 HK 都已经是这样的画面，那么国内地方政府就更加不忍直视了。
例如，深圳宝安区召开的 2023 年招商动员部署大会上，立下了 2023 年度招商目标要达到 1000 亿元的“军令状”，其中包括各部门 600 亿元、各街道 400 亿元。
甚至，就连在 2021 年工业规模超越了深圳和上海两大国内巨头、正式问鼎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的苏州（苏州 2021 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4 万亿元大关）也无法幸免。
今年 1~2 月，苏州不仅全社会用电量、外贸出口的同比降幅分别达 7%、19%，而且规上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利润的同比降幅更是分别高达 11%、47%。
实际上，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被称为东方大国“长三角经济发动机”的江浙两省在 1~2 月都出现了规上工业利润的断崖式下跌，同比跌幅分别高达 25.8%、48%，均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跌幅水平（22.9%）。尤其是浙江省的同比跌幅，更是跌成了全国第二大下跌城市（仅次于辽宁的同比跌幅 64.1%）。
其中，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绍兴的规上工业利润在今年 1~2 月均处于腰斩式下跌的状态，同比跌幅分别高达 54%、52.7%、47.4%、55.1%、54.9%。
对此，东方大国“打工人”纷纷发出了“怪不得工作难找”的感叹，而逃避毕业即失业的广大应届毕业生们（2023 年高校毕业生高达 1158 万人）则发出了“考研正在高考化”的感叹（2023 年考研报名人数达 474 万人，录取率则低于 20%）。
作为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东方大国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于宏观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用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021 年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话说就是，外资企业是国内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且重要的贡献，“外资企业以占市场主体 2%的比重，带动了约 4000 万人的就业，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 1/10，贡献了我国 1/6 的税收，2/5 的进出口。”
根据海关总署 2023 年 1 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为59.8 万家、51 万家，在全国外贸进出口规模中所占比重分别达 32.9%、50.9%。
如果考虑到一大波民营企业都是外资企业的附属供应商（主要业务以为外企提供产品和服务为主），那么，在外企供应链迁移浪潮的影响下，相关的民营企业不仅会随之一起迁移、甚至会破产倒闭。
实际上，这也是苏州、东莞、深圳这样的外贸出口主力城市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根据日本海事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2 月，在亚洲发往美国的集装箱出发地中，CN 大陆+HK 的占比已经从 2022 年的 57.1％进一步下降至 55.9％，创出了近 22 年来（自 2000 年以来）的新低纪录。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美国东岸港口的繁荣。自 2022 年 8 月以来，从亚洲发往美国货物的卸货地，西海岸的占比已经低于 50％、而东海岸则超过了 40％。
由于东亚的集装箱船一般都是横渡太平洋并在美国西海岸卸货，而泰国、越南等东盟地区的集装箱船则一般经苏伊士运河向美国东海岸运输（距离更近）。因此，这个变化也意味着东盟对美国的出口正在显著增加、全球供应链寻找东方大国以外生产基地的 CN+1 趋势正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冲击和影响也显得愈发明显。尤其是随着各大银行纷纷发布了最新年报，这个冲击的巨大破坏性也越来越“人间真实”。
根据东方大国行业协会的综合数据显示，3 月，全国销售各类挖掘机 2.5 万台，同比下降 31%，其中国内销售1.4 万台，同比下降 48%。2023 Q1，全国共销售挖掘机 5.7 万台，同比下降 25%；其中国内销售 2.8 万台，同比下降 44%。这不仅意味着 2023 Q1 的基建开工量不容乐观，而且钢材、水泥、建筑等行业也进一步恶化。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各大银行年报公布的贷款不良率数据中，几乎所有上市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都高居所有行业第一，6 大国有行和各大股份制银行均无一幸免。
目前，已经公布年报数据的 17 家银行，2022 年新增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合计 1067.74亿元，与 2021 年的水平（新增对公不良房贷 555.57 亿元）相比几乎直接翻番（同比增长 92.2%）；截至 2022 年末，这 17 家主要银行的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余额合计高达 2564 亿元，同比增长 72%。
其中，2022 年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率 Top 10 的银行分别为：中行（7.23%）、工行（6.14%）、农行（5.48%）、建行（4.36%）、民生银行（4.28%）、招行（4.08%）、光大银行（3.89%）、中信银行（3.08%）、交通银行（2.8%）、邮储银行（1.45%）。
尤其是值得指出的是，这还仅仅只是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如果加上个人房贷，那么整个画面将更加不忍直视。
根据年报显示，2022 年，全国 17 家主要银行的个人房贷不良余额同比增幅已经超过50%。常熟银行、民生银行、建行、中行、工行 2022 年的个人住房不良贷款同比增幅均超过了 60%。
事实上，6 大国有银行一直都是绝对的涉房贷款主力：2022 年，工、农、中、建、交+邮储银行投向房地产业贷款及个人按揭贷款总规模达 31.38 万亿元（对公房地产业贷款 4.43 万亿元、个人按揭贷款 26.95 万亿元）。2022 年，6 大国有银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共计 1977.6 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个人住房不良贷款余额共计1164.94 亿元，同比增长 59%。
尤其是涉房不良贷款同比增速最高的邮储银行。2022 年末，邮储银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为 30.59 亿元，与 2021 年末的水平（0.22 亿元）相比，同比增幅高达 138 倍。
同时，平安银行 2022 年末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为 40.54 亿元，同比增长 537%。交行、浙商银行、招行、光大银行、建行的 2022 年涉房不良贷款同比增速也都超过了145%。
全国涉房不良贷款余额 Top 2 的银行则是中行、农行。截至 2022 年末，中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 1.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在贷款总额中占比 7.77%。其中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为 559.66 亿元，同比增长 61%。农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为 8396.21 亿元，在贷款总额中占比 4.25%。其中，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为 460.39 亿元，同比增长 63.4%。
而个人房贷不良贷款余额 Top 2 的银行则是建行、工行。作为全国个人房贷规模最大的银行，建行 2022 年个人房贷余额 6.48 万亿元，在贷款总额中占比 31.6%；其中个人住房不良贷款余额 238.47 亿元，同比增幅高达 84.73%。工行 2022 年末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共计 6.43 万亿元，占比 27.7%；其中个人住房不良贷款余额为 253.94 亿元，同比增长 64.26%。
很明显，房地产债务危机对东方大国银行业的影响不仅超越了增量市场，而且已经开始侵蚀存量市场。
更加明显的是，最新推出的“带押过户”政策（详见 2023 update 16），实际上正是为了挽救东方大国各大银行，避免银行的涉房不良贷款因为流动性危机而出现大面积爆雷。
由于“带押过户”政策针对的不仅仅只是住宅、而是包括了所有房产，因此东方大国管理层紧急推出该政策的指向性也就更加明显：一切都是为了保银行。
如果考虑到地方债的购买主体绝大部分都是国内银行，那么这个指向性的东方大国特色也就更加不言而喻。
以某人心腹何 LF 曾经“锻炼”了 5 年的天津（2009 年任天津市委副书记，2014 年出任 FGW 副主任，2017 年升任主任，2023 年接替鹤仙人成为主管经济、金融和工业事务的 VPM）为例。
目前，天津市共有城投公司 141 家；其中省级城投平台 40 家，信用评级 AAA 级有 7家，区县级城投平台 101 家。天津市金融机构主要有银行 20 家、信托 2 家、保险公司 8 家、证券公司 1 家、基金 1 家、租赁公司 1728 家。
2022 年，天津市城投债发行数量 276 只、涉及债券发行人 22 家，发行规模 2462.27 亿元，债券发行期限以一年期及以下的短债为主（占比 74%），具有明显“借新债还旧债”的特征。同时，天津 2022 年城投非标融资共1412 笔、融资主体 57 家，非标余额 2636.23 亿元。
而在未来 1 年内，天津市城投主体面临的到期规模则高达 2685.80 亿元，预计回售规模为 465.38 亿元，合计 3151.18 亿元。其中，偿债压力主要集中在天津市内直辖市级城投，到期规模及预计回售规模分别未 1906.73 亿、263.63 亿元。
也就是说，天津市城投主体在 1 年之内面临的偿债规模已经相当于天津市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6.55 亿元）的 1.7 倍、以及天津市 2022 年税收收入（1346.81亿元）的 2.3 倍。
实际上，天津不仅已经债务率高居全国第一，而且隐性债务负担重、非标占比过高，城投债更是成了全国“网红”地区。
这个画面，也成了东方大国宏观经济在房地产债务危机之下的现实写照（冰山一角）。
很明显，央行“放水”出来的天量资金长期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不仅形成了庞大的流动性陷阱，而且还面临着一个致命危险：资金长期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而不进入实体经济，会直接导致银行体系的放贷资产出现严重坏账。
更加明显的是，对银行系统来说，最致命的危险并不是资金空转不进入制造业、而是无法进入房地产（在东方大国属于最重要的实体经济，没有之一）。
查理·芒格说，很多事情不能假装，装着装着就弄假成真了。虚伪到一定境界反而高尚了，装得久了，人确实会变。
楼下保安则说，人们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失败明明连男朋友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