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4 月，吉林省统计局发布了《吉林省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全省总人口为 2347.69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496.18 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9.08%。全年出生人口 10.23 万人，出生率为 4.33‰；死亡人口 19.84 万人，死亡率为 8.40‰；自然增长率为-4.07‰。2021 年末吉林全省总人口为 2375.37 万人。也就是说，2022 年，吉林常住人口减少了 27.68 万人。
至此，东北三省 2022 年的人口数据已全部公布：2022 年年末，黑龙江常住总人口3099 万人，比上年减少 26 万人；辽宁常住人口 4197 万人，比上一年减少 32.4 万人。加上吉林，东北三省去年常住人口共减少 86.08 万人。
事实上，在人口方面，东北三省已经创下了 2 个全国第一。 根据七普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2020 年，黑龙江省人口总数减少超过 646 万人，人口流失率位居全国第一；辽宁省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7.42%，位居全国第一，已经向“超老龄化社会”迈进。
同时，还有 2 个全国倒数第一。2022 年，黑龙江、辽宁、吉林人口出生率分别为3.34‰、4.08‰、4.33‰，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5.75‰、-4.96‰、-4.07‰，均位列全国倒数后三位。
显然，东北三省的人口严重外流（尤其是年轻人外流）和超老龄化社会问题，已经与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骤降形成了最直接的恶性循环。
那么，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钱。
以当初曾实现了人口“从无到有”迅猛增长的黑龙江省为例。
根据官宣的数据显示，2022 年，黑龙江省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290.6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5452.0 亿元。也就是说，黑龙江省 2022 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收入之间相差了 4.2 倍。财政缺口之巨，不言而喻。
甚至，就连曾被称为东北第一大贸易中心的哈尔滨也完全不忍直视：2022 年，哈尔滨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62.2 亿元，同比下降 28.3%，其中税收收入为 195.21 亿元、同比下降 30.6%；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65.5 亿元，同比增长 7.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收入之间相差了 4.1 倍。
事实上，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哈尔滨 2022 年的税收收入同比降幅已经是全国税收收入同比降幅（3.5%）的 8.7 倍。
由此，就出现了极具 special color 的魔幻画面：在东北三省 2022 年财政缺口创下新高纪录的情况下，东北三省官宣的 2022 年人口下降规模（86.08 万人）却反而大幅低于之前的年平均人口下降水平（根据七普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三省总人口在
2010 年~2020 年减少了 1101 万人）。
这也意味着，在统计局经济司和人口司的数据中，至少有一个数据出现了严重失真。
显然，经济衰败导致的极度缺钱，不仅是黑龙江省人口外流的原因，也是东北三省创下人口外流+老龄化 2 个全国第一的根本原因。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灵魂之问”：东北三省经济衰败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于东方大国广大不明真相的瓜众来说，无论是看媒体上的宣传、还是听砖家们的分析，东北的衰败都是因为高度依赖重工业、长期忽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所导致。
然鹅，真正的原因却远非如此。
在东方大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东北 1949 年之前的历史，主要内容几乎都是奉系军阀如何压榨当地百姓、以及“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如何奴役当地百姓。
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敢问），东北究竟是如何在 1949 年突然一瞬间就变成“共和国长子”的？
而这个充满了各种矛盾的问题，答案其实就在缺失的历史之中。时间倒回 100 年前。1920 年代，张作霖时代的东北，富裕程度不仅远超全国其他地区，而且还是整个东亚最富裕的地区，没有之一。
当时，东北的 GDP 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 50%、钢产量则相当于日本的 40%。东北当时不仅重工业发达、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一流的军工厂、炼钢厂、造船厂；而且还拥有极其丰富的资源，尤其是煤炭、铁矿石、矿产等重要资源。就连在农业上，当时东北也凭借富饶的黑土地实现了粮食产量高居东亚第一、大豆产量高达整个世界的 60%~70%。
甚至，在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领域，当时的东北也是妥妥的全国第一。
1916 年，国会众议院议员、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滨江关海关监督侯延爽发起成立了滨江农产品交易信托公司（后改名为“哈尔滨证券粮食交易所”）。这个时间点比 1921 年 7 月才成立的上海纱布交易所早了 5 年。
1919 年 4 月，陈绍清、张凤亭、诸汾泊、于喜亭、张南均、傅巨川、王魏卿、王揆喜 8 位哈尔滨商人发起组建了哈尔滨交易所（哈尔滨证券交易所的前身）并正式开张营业。这个时间点，也早于 1920 年开始营业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由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的股票交易所）。
1920 年，东北第一大贸易中心哈尔滨就已经拥有 2500 多家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商社，不仅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而且哈埠的金融动态还直接左右整个远东的金融形势。1924 年，哈尔滨政府为了修建中央大街，还从俄罗斯进口了 86 万块“面包石”（当时 1 块面包石价值约 1 银元，相当于当时国内一个家庭 1 个月的口粮）给中央大街铺路。
1926 年，张作霖在第三次直奉战争（1924 年 9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以 15 万大军战胜直系军阀吴佩孚。随后，张作霖、冯玉祥等人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以取代国会，并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总揽总统与总理之职；而孙中ft则于此时病逝于北京，政权落入奉系手中。1925 年 10 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又称第三次直奉战争，图谋东ft再起）中击败直系军阀吴佩孚，并占领上海。这一年，全国第一座广播电台：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成立并开播。
到了 1920 年代末，东北的工业化水平已经全面超过长江流域。
1928 年 5 月，沈阳、哈尔滨车站已经开始出售直达欧洲各大城市的客票。当时的哈尔滨，不仅滨江海关在全国 6 大海关中高居第一，而且还拥有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面粉、面包、酒精、啤酒生产基地。当时，不仅北平、上海拍发到欧美的电报均需经沈阳中转，哈尔滨也已经实现了与欧洲的双向通信。
1928 年底，张学良接班后的东北改旗易帜。奉天迫击炮厂（沈阳五三工厂的前身） 厂长李宜春劝说张学良“应国内需要，宜首先制造载货汽车”。对此，张学良累计拨款 74 万元（约合现在 1.4 亿元）作为产业化启动和整车试验资金；并聘请美籍技师麦尔斯为总工程师，广招海内外科技人员组成技术团队进行逆向研发（通过反复拆解和组装福特和通用汽车来获得技术图纸和参数），消化吸收了福特、通用、万国、斯图贝克等美国汽车大厂的最新技术，技术水准远高于 1990 年代上海桑塔纳的 CKD 组装模式。
1931 年 5 月，东方大国第一辆自主生产汽车“民生牌 75 型”卡车在辽宁迫击炮厂下线。民生卡车的设计和生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产化，国产化率高达 70%（全车1750 个零部件可分为 666 种，其中 464 种为自行设计制造，其余 202 种动力、电器、传动等核心部件直接从国外进口），并按照中国当时的道路状况进行了技术创新（例如水箱分为 4 个部分，即使任一部分损坏仍然能够正常行驶；后轴引进了创新的变速齿轮设计，即使遇到上坡或松软或化冰泥土等恶劣路况依然有足够马力脱困）。要知道，在民生卡车投产的时候，日本“丰田”还处于生产织布机的时期。
9 月 12 日，民生牌汽车开进了上海举办的全国首届汽车展览会，并被放在展厅中央，与福特、别克、奥兹莫比尔、雷诺等国际品牌汽车同台展出。
1931 年，东北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高达 59.3%。这个数字，甚至已经超过了全国 2003 年的水平（57.5%）。
事实上，当时张作霖父子在东北实行的城市现代化新政，不仅使东北地区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而且还形成了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以及主导整个东亚的金融中心。
甚至，当时东北的民族工商业已经成为日本满铁附属地的直接威胁，并成为了 9.18事变的经济诱因。
对于东方大国广大不明真相的瓜众来说，对“全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妥妥的帝都市。
然鹅，真正的答案却是长春市。
实际上，在亚洲近代史上，长春曾是唯一一个比东京还要发达和先进的城市。
1933 年~1942 年，伪满时期的东北政府详尽制定并实施了东北地区 109 个城市的规划建设方案。与此形成鲜明（尴尬）的对比是，从 1949 年至今，东方大国都还没对东北地区做过如此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
其中，长春不仅是当时东方大国第一个全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城市、而且还是东方大国唯一一个仿照外国首都（主要参考巴黎、堪培拉）建造的城市。
1934 年，整个城市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的长春市在国际上荣获“城市ft林”和“森林之都”的美称。
1942 年，长春以人均占有绿地面积 2272 平米成为全世界大城市之冠而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不仅超过华盛顿 1 倍、还是日本大城市人均绿地面积的 5 倍。这一年，长春还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
1938 年，长春成为东方大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不仅规划了 120 公里的环城地铁、有轨电车道路、环城高速公路，而且还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均采用地下管线。同时，长春还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以及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
1932 年，东北的航空线总里程已达 1.5 万公里。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全国 1950年民用航空线总里程（1.14 万公里）的 1.3 倍。1943 年，东北的公路总里程已近 6万公里，相当于全国 1949 年公路总里程（8.09 万公里）的 74.2%；甚至，当时就连东北很多县市都已经通了公路。
1934 年~1943 年，运营于南满铁路新京至大连区间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就已采用了大连机车厂制造的具有全封闭式空调车厢的 SL-7 流线型高速列车。1940 年，大连机车厂又成功研制了时速 130 公里的子弹头高速列车。1945 年，东北的铁路里程已达 11479 公里，相当于全国 1949 年铁路总里程（22000 公里）的 52.2%。
当时，在城市现代化和电气化领域，如果东北说自己是第二、那么全亚洲都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1932 年~1945 年，东北就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1943 年，东北以全国 11.1%的土地、10%的人口，生产了整个东方大国 95%的机械、93.3%的电、93%的钢材、87.7%的生铁、69%的硫酸、66%的水泥、60%的苏打灰、49.4% 的煤炭，并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
而当时的山海关内和关外，则是和如今完全相反的画面。
当时，由于关内连年内战，导致大量赤贫人口涌向关外。1936 年，东北人口就猛增了 600 多万人。1941 年，东北人口已达 4229 万人，5 年内增加了 1132 万人。
1942 年，东北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 23.8%。这个数字，甚至已经超过了全国 1990年的城市化水平才（18.96%）。实际上，根据统计局的官宣数字显示，直到 2001 年，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是全国第一（达 52.1%）；到了 2003 年也依然高于全国城市化平均水平（37%）。
到了 1945 年，东北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本土，高居亚洲第一。这一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东北（占 85%）、台湾（10%）、其余地区（5%）。
当时，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已经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工厂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沈阳铁西区更是被誉为“东方鲁尔”。
See？当时的东北，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在整个东方大国、甚至全亚洲都是妥妥的无人能出其右。
这也意味着，后来东北经济发生的惊人衰败，并不是因为只有重工业、而没有轻工业和第三产业这么简单的原因。
在 1945 年 9 月~1946 年 5 月，苏军的火车就在东北地区日夜不停地进行了 7 个多月的大规模运输：苏军不仅将东北地区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绝大多数物资拆运回苏联，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
当时，东北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铁路物资、以及几乎全部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运输车辆。仅沈阳一地，当时每天开往苏联的货车就高达 200 辆。
当时，全亚洲第一的小丰满水电站，总共 8 套采购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发电设备被苏军抢走了 6 套，只留下了 2 套。阜新火力发电站，全新的机器设备也被苏军洗劫一空，变成了徒有四壁的空厂房。而为了拆运规模庞大的鞍钢，苏军更是发运货车 60列，用了整整 40 天运走了当时价值 9 亿美元的高端设备，导致鞍钢的产能从 200万吨暴跌至 40 万吨。当时，东北的苏联占领区，发电量骤减了三分之二，直接损失高达 20 亿美元。
1945 年 12 月 14 日晚，曾经留苏 6 年的 CCP 松花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在哈尔滨帮陈 cloud（时任 CCP 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取行李的归来途中，遭遇 2 名苏军士兵拦路抢劫。卢用熟练的俄语对其斥责，并询问其属于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苏军士兵当场开枪，直接击中卢的太阳穴（当场身亡）。
1946 年 1 月，东方大国著名地质学家张莘夫（吉林人，本科北大中文系、密歇根大学地质学博士，在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受国民政府委派接收抚顺煤矿，在试图阻止苏联人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残忍杀害。
到了 1946 年初，沈阳超过 90%的工厂都已经变成了空壳（甚至连门窗都被苏军拆走），苏军共计劫走东北 75%的铁路机车和 93%的货车。
1946 年 2 月 1 日，最后期限到来时，苏军依然未按约定撤离东北。2 月 11 日，经杜鲁门提议，美英苏联披露了秘密签订的有损东方大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顿时在国内引起了举国哗然。加上张莘夫遇害事件、以及苏军大规模拆运东北工业设备的刺激，自 2 月 16 日起，重庆、上海、北平、南京、杭州、贵阳等大中城市相继发生反苏示威大游行，强烈要求“赤色帝国主义”按规定期限撤军。
2 月 24 日，苏军驻沈阳司令发表声明称，拆迁东北工矿设备是根据苏、美、英的共同协定而行。对此，美国政府不仅否认了苏联的说辞，并且严正声明称“美国未与苏联或其他政府商定关于东方大国东北境内战利品之协定或其他协定”；英国政府也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抗议，称“绝对难以承认”苏联政府将“东方大国东北工业设备擅自运走”。
最终，鉴于美国和英国的坚决态度，以及东方大国爆发的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斯大林才命令苏军撤出东北地区。3 月 10 日深夜，苏军秘密撤出沈阳。5 月 3 日，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地区。
事实上，即使是遭受苏军大规模洗劫后残存的东北工矿交通、以及千疮百孔的东北城市，依然让接管的国军深感震撼，即使连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也从来都没见过如此雄伟的工矿设施、如此密集的高压电网和遍地飞驰的火车（伪满时期，国民政府并不承认伪满洲国，仅保留了贸易和通信联系），甚至还发出了“将军全国都走遍， 发现工业聚南满”的惊叹。
如果说，苏联人赶在盟军之前在德国洗劫工业设备，并没有阻止德国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那么，苏联在东北洗劫工业设备，也并不是东北最终衰败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不仅辽宁的 GDP 依然是广东的 2 倍，而且在全国经济总量排名 Top 10 的城市中，有 4 个都是东北的城市。
于是，这个长达几十年的“灵魂之问”的核心原因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4 年，在全国主要地区的企业法人:事业机构法人的比例中，Top 5 的地区分别为北京（43:1）、上海（42:1）、浙江（27:1）、江苏（23:1）、广东（19:1），远远高于同期东北三省的水平（辽宁为 10:1，吉林和黑龙江均为 4:1）。
显然，一个地区的经济越活跃、企业法人的数量就越多，而事业\机构法人的数量就越少（人们在体制外的机会和选择也就越多）。而东北地区的企业法人数量水平也直接凸显了当地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匮乏。
另一个因素则是产业结构。根据黑龙江省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2015 年，全省数量最多的 Top 4 法人单位依次是：批发零售业（占 23%）、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组织（20%）、制造业（占 1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 6%），远远低于同期广东省的水平（占比依次为 28%、6%、26%、12%）。
这也意味着，与东北相比，广东不仅制造业强大，而且在民营和私营企业较多的批发零售和商务服务领域也相当活跃，民间资本参与程度远高于东北。
而在这一切“高反差”的背后，则是苏联模式只注重生产、不注重市场和消费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注重市场竞争和消费的市场经济之间天壤之别的对比。尤其是在1992 年开始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东北这种由体制性矛盾导致的差距（鸿沟）也越来越大。
2002 年，东方大国管理层提出了振兴东北计划。然并卵。东北的体制性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一个接一个爆雷，几乎已经成为了亏损、破产、下岗、腐败的代名词。尤其是从 2014 年开始，东北经济更是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到了 2016 年，辽宁省更是直接变成了东方大国唯一一个 GDP 负增长的省份（-2.5%，全国排名倒数第一）。
很明显，强大的民营和私营经济，正是广东、江苏、浙江快速崛起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最主要原因。而东北地区微乎其微的民营经济，则是东北经济衰败和人口流失的关键原因。
更加明显的是，在“全国都是东北人、就是东北没有人”的高反差画面背后，实际上正是东北地区长期深受计划经济遗毒、体制僵化、国有企业吸血、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现实写照。
至于将 80 多年前全亚洲第一的经济区域玩成如今这样的深度残废，究竟需要经受多少“制度性矛盾”造成的资源错配，则是一个无人敢问的送命题。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不仅是和 80 多年前的东北对比，也包括和国际上的经济区域对比。
例如，曾经是德国强大工业的象征、被称为“德国工业的心脏”的鲁尔工业区。
鲁尔工业区不仅是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而且在战后西德经济恢复和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工业产值一度高达全德国的 40%。同时，鲁尔工业区不仅是德国的钢铁和煤炭中心，还曾凭借 500 万居住人口成为欧洲最大的聚集区之一。
1960-1970 年代，鲁尔区开始陷入结构性危机，出现了主导产业衰退、就业岗位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短缺、人口外流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德国人却走出与东方大国东北地区钢铁和煤炭产业惊人衰败完全不同的进化升级之路。
其中，最典型的两个城市就是埃森、多特蒙德。1811 年，克虏伯家族在鲁尔区的埃森市创办了首家铸钢工厂。如今，克虏伯集团早已发展成为军火、钢铁、交通、能源领域的全球性工业帝国。
当初，钢铁业务在蒂森·克虏伯总营收中的比重曾一度高达 60％。而在产业升级转型之后（这其中最大的变革就是蒂森·克虏伯监事会主席克罗默说服西门子工业部门 CEO 赫辛根“空降”成为蒂森·克虏伯 CEO，打破了该公司对钢铁业务牢不可破的倚赖传统），钢铁业务的比重已经下降至 25%。这对于 200 多年来一直都以钢铁作为主业的巨头来说，当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mission impossible。
目前，蒂森·克虏伯的主要业务已转变为资本货物相关业务（机械零部件业务、电梯技术业务、工业解决方案业务）、材料业务、钢铁欧洲业务。而在和印度塔塔集团完成（钢铁欧洲业务的）整合后，业务单元更是从之前的 8 个会减至 4 个，钢铁业务占总营收的比重则将从现在的 25%进一步降至 5%。
1986 年，在严重的环境污染压力下，埃森市政府关闭了该市最后一座煤矿，开启了从能源城市转型为环保城市的绿色转型，并将城市经济从重工业转型为贸易、服务业、高科技研发、高等教育等高端产业。
目前，埃森市矿区已经被划分成三个区域：A 区（面积超过 200 个足球场的博物馆区，包括由锅炉房改建而成的全球设计风向标：德国红点设计博物馆，馆内还悬挂着一辆奥迪 A8 的车身外壳）、B 区（集中将矿区老厂房改建成高端设计中心、工作室和餐厅等新型设施）、C 区（主要实现管理办公功能）。2017 年，埃森市荣获欧盟委员会授予的“欧洲绿色之都”称号。
尤其是 1970 年代在鲁尔地区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发机构，更是为鲁尔区的工业转型提供了巨大的人才资本和技术优势。
1968 年，多特蒙德大学成立，吸引了大量科研经费和教育经费的投入。该校附近则建起科技研发基地，一大波生物医药、纳米科技企业聚集与此，而关停的钢铁厂在拆除后建起了人工湖，并在湖边修建了高科技行业人员的高档住宅区。
1999 年，鲁尔区的多特蒙德市政府联合麦肯帝、蒂森·克虏伯等 80 多家企业发起了改造“新多特蒙德”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强化多特蒙德作为德国 IT 和电子物流等产业中心的地位，并通过高新技术的运用支持传统企业改造和重组，从而塑造出一个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新兴城市。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该市著名的凤凰工业区（该区 1906 年的粗钢产量曾高达50 万吨、雇员 6200 人，并拥有当时德国最大的采矿企业之一：凤凰采矿和冶炼股份制公司）。
1997 年，蒂森·克虏伯决定逐步关闭效率低下的凤凰钢铁厂，凤凰工业区的改造也由此开启。如今，占地总面积 202 公顷的凤凰工业区已被改造/重建为现代化创新基地+宜居的新兴社区：西区占地 111 公顷，重点发展微机电系统 MEMS 产业群；东区占地 97 公顷，环绕凤凰人工湖以住宅为主、兼顾商业服务及休闲娱乐功能。几乎所有参观过凤凰新区的游客都会改变对德国人的刻板印象，赞叹德国人在保护工业遗产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目前，多特蒙德不腻已经建成 MEMS 微机电系统产业集群、IT 产业集群、电子物流集群，而且还是德国首屈一指的 IT 教育和培训中心。尤其是在 MEMS 领域，该市已经成为了全球 MEMS 微机电系统产业的核心技术区，在该市 100 公里半径内分布着 20 个研究中心，就连国际微型机电系统工业协会总部也在多特蒙德选址。
如今，鲁尔区不仅成为了欧洲环保和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经典案例，而且还是全球资源型城市转型为高科技城市的成功案例。在转型的过程中，鲁尔区不仅扩大了内部各区域的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行业优势，还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转
型后的鲁尔区，高科技产业已经取代煤炭和钢铁等重工业，并形成了 ICT 科技产业和以保险、零售、物流为代表的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群。
显然，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背后，凸显出来的实际上资源配置、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等一系列综合因素。
而对于东方大国来说，制度性矛盾所导致的资源错配，不仅是东北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东方大国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并形成了“东北的今天就是国内其他城市的明天”的现实缩影。
爱德华·墨菲说，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且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那么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
楼下保安则说，现在的生活并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但一定是你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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